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很自然的那些容易遭民主派政治家
仇视的人们就会希望掌握辩论的技术。尽管雅典人惯好迫害,
但是在有一点上却远不象近代美国人那样狭隘,因为那些被
指控为不虔敬与败坏青年人的人们还可以出席为自己申辩。
这就说明了智者们何以受到一个阶级的欢迎而不受另一
个阶级的欢迎;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心目里总以为他们并非是
为个人的目的而服务,而且他们之中确乎有很多人是真正从
事于哲学的。柏拉图对他们极尽诋毁谩骂的能事,但是我们
不能用柏拉图的论战来判断他们。在他较轻松的语调里,让
我们从《攸狄底姆斯篇》中引下列一段文章,文中说有两个
智者狄奥尼索多拉斯和攸狄底姆斯故意去捉弄一个名叫克里
西普斯的头脑简单的人。狄奥尼索多拉斯说:
你说你有一条狗吗?
是呀,克里西普斯说,有一条恶狗。
他有小狗吗?
是呀,小狗们和他一个样。
狗就是他们的父亲吗?
是呀,他说,我看见了他和小狗的母亲在一起。
他不是你的吗?
他确乎是我的呀。
他是一个父亲,而且他又是你的;所以他就是你的父
亲,而小狗就是你的兄弟了。
从较为严肃的语调里,我们可以引题名为《智者》的一
篇对话。这是一篇以智者做为一个例子而对定义进行逻辑的
讨论的对话。我们目前暂不讨论这一篇的逻辑,关于这一篇
对话我想要提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最后的结论。
"制造矛盾的技俩出自于一种不真诚的、夸大的模仿,是
属于由影象制造而产生的那类假象制造的,其特点是属于人
为的而非神明的创造的一部分,它表现为一种暧昧的玩弄词
句;----老实说,可以指出为真正智者的血脉渊源的,就是
如此。"(康福特的译文)
有一个关于普罗泰戈拉的故事,这个故事无疑是杜撰的,
但却可以说明人民心目之中智者与法庭的关系。据说普罗泰
戈拉教过一个年青人,规定这个年青人如果在第一次诉讼里
就获得胜利,才交学费,否则就不交。而这个青年人的第一
次诉讼就是普罗泰戈拉控告他,要他交学费。
然而现在让我们撇开这些序幕,来看一看我们关于普罗
泰戈拉真正知道哪些事情。
普罗泰戈拉约当公元前500年生于阿布德拉,德谟克里
特就是来自这个城的。他两次访问过雅典,第二次的访问不
会迟于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44-3年他为徒利城编订过一
部法典。有一种传说说他被控为不虔敬,但这似乎是靠不住
的,尽管他写过一本《论神》的书,这本书一开头就说:"至
于神,我没有把握说他们存在或者他们不存在,也不敢说他
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有许多事物妨碍了我们确切的知识,例
如问题的晦涩与人生的短促。"
他的第二次访问雅典,柏拉图曾在《普罗泰戈拉》一篇
中有过多少带点讽刺的描述,在《泰阿泰德篇》中并且很认
真地讨论了他的学说。他的出名主要的是由于他的学说,即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
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学说被人理解为指的是每.个.人.都是
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
真理可以说哪个对、哪个错。这一学说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
并且其根据的基础是感觉的"欺骗性"。
实用主义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费·坎·斯·席勒就习惯
于自称是普罗泰戈拉的弟子。这一点我想是因为柏拉图在
《泰阿泰德篇》里提示过(作为对普罗泰戈拉的一种解释),一
种意见可能比另一种意见更.好.一.些.,但不一定是更.真.一.些.。
例如一个人有黄胆病的时候,看起一切东西来都是黄的。说这
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黄的而是一个健康人眼里所看到的那种
颜色,这种说法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可以说,既然健康
要比疾病好一些,所以健康人的意见就比黄胆病人的意见好
一些。这种观点显然是非常有似于实用主义的。
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就使得大多数人在实际的目的方
面成为了自己究竟应该相信什么的裁判者。因此普罗泰戈拉
就走上了保卫法律、风尚和传统道德的路上去。虽说我们已
经提到过,他并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他还是确信应当崇拜神。
对于一个其理论上的怀疑主义既很彻底而又逻辑的人来说,
这种观点显然是正确的观点。
普罗泰戈拉的壮年就过着一种周游于希腊各个城邦不断
讲学的生活,他收费教"想要获得实际的效率与更高的精神
教养的任何人"。(策勒尔书,第1299页)。柏拉图反对----
并且按近代的观念来说多少是有点摆架子----智者们教书要
收钱的办法。柏拉图自己有着相当的私人财产,显然他不能
体会那些没有他那种好运气的人们的需要。奇怪的是近代的
教授们,他们虽找不出拒绝薪给的理由,然而也一再地重复
着柏拉图的这种挑剔。
然而另外有一点是智者与当时大多数的哲学家们所不同
的。除了智者们之外,通常一位老师总是创建一座学校,学
校多少具有一种兄弟会的性质,多少有着一定的共同生活,往
往有些类似于一种僧院的规矩,并且常常有一种不公开宣布
的秘密学说。凡在哲学是起于奥尔弗斯主义的地方,这一切
都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智者们中间,一点也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所教的东西,在他们心目中是与宗教或德行是不相干的。
他们教辩论术,以及有助于这种技术的其他一切知识。大致
说来,他们好象近代的律师一样,只准备教给人如何进行辩
护或是反对一种意见,他们并不从事宣传他们自己的结论。那
些把哲学认为是与宗教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人
们,自然感到了震动;在他们看来智者们是轻佻的、不道德
的。
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可能说究竟是到什么程度----
智者们之引人厌恶,不仅是引起一般人的厌恶而且也引起柏
拉图和以后的哲学家们的厌恶,实在是由于他们智力的优异。
追求真理如其是全心全意的,就必须撇开道德方面考虑。我
们事先不能知道真理在某个社会里会不会被认为是有建设性
的。智者们总是准备追随着论证,走到论证所引出的结论上
去。而这往往就把他们带到了怀疑主义。他们之中有一个高
尔吉亚曾提出过,任何事物都不存在;而且纵令有任何事物
存在的话,那也是不可知的;而且纵令它存在并且被任何一
个人所认知,这个人也永远不能把它传达给别人。我们不知
道他的论证是什么,但是我很能想象他们具有一种逻辑的力
量,迫使得他们的对方要躲避到理论体系里面去。柏拉图总
是热心宣传足以使人们能变成为他所认为是有德的样子的那
些见解;但是他在思想上几乎从来都是不诚实的,因为柏拉
图让自己以社会的后果来判断各种学说。甚至于就在这点上,
他也是不诚实的;他假装是在跟随着论证并且是用纯粹理论
的标准来下判断的,但事实上他却在歪曲讨论,使之达到一
种道德的结论。他把这种恶习引到了哲学里面来,从此之后
哲学里就一直有着这种恶习。或许大部分正是由于对智者们
的敌视,才使得他的对话录具有了这种特征。柏拉图以后,一
切哲学家们的共同缺点之一,就是他们对于伦理学的研究都
是从他们已经知道要达到什么结论的那种假设上面出发的。
在公元前五世纪晚期的雅典,似乎有人教授着在当时人
看来似乎是不道德的、而且就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也似乎是
不道德的那些政治学说。在柏拉图《国家篇》的第一卷里,特
拉西马库斯就论证过除了强者的利益而外并没有正义;又论
证法律是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又论证在争夺权力
的斗争里,并没有任何可以援用的客观标准。根据柏拉图的
记载(见《高尔吉亚篇》),喀里克里斯曾主张过一种相似的
学说。他说自然的法则乃是强者的法则;但是人们为了方便
的缘故,就确立了种种制度和道德诫条以便束缚强者。这些
学说在我们今天,已经比它们在古代获得了更广泛得多的同
意。无论人们对它们怎样想,它们并不是智者们的特征。
在公元前五世纪----无论智者们在这一变化中所处的地
位如何----雅典有了一种转变,在与正在崩溃着的笨拙的但
是颇为残酷的保卫正统教义相冲突之中,就有了一种从僵硬
的清教徒式的单纯性过渡到机智的并且是同样残酷的犬儒主
义里去的转变。在这个世纪之初,是雅典人领导伊奥尼亚的
城邦进行反波斯的战斗,以及公元前490年马拉松的胜利。在
这个世纪的末了,则是雅典于公元前404年败于斯巴达,以
及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的被判死刑。从此以后雅典在政治
上就不再重要了,但是它却获得了毫无疑义地文化上的至高
无上的地位,这种地位雅典一直保持到基督教的胜利为止。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史上有某些事物对于理解柏拉图及其
以后的全部希腊思想来说,乃是极其重要的。在第一次波斯
战争的时候,由于有马拉松之战的决定性的胜利,主要的光
荣就归于雅典。十年以后在第二次战争时,雅典人在海上仍
然是希腊方面的最强者;但是在陆地上,胜利主要地要归功
于斯巴达人,斯巴达人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袖。然而斯巴达
人的观点是狭隘的地方性的,当波斯人被逐出希腊的欧洲部
分之后,他们就不再抵抗波斯人了。保卫亚洲部分的希腊人
以及解放那些已经被波斯人所征服的岛屿的责任就被雅典承
当起来,并且获得很大的成功。雅典变成了海上的领袖强国,
并对于伊奥尼亚各岛获得了相当大的帝国主义式的控制权。
白里克里斯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也是一个温和的帝国主义
者;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繁荣起来了。伟大的神殿----其
遗迹迄今仍然是雅典的光荣----就是他倡议修建的,用以代
替被薛克修斯所毁掉的神殿。雅典城的财富以及文化都迅速
地增加;而且正如这种时代所必然会发生的一样,尤其是当
财富由于对外贸易而增加的时候,传统的道德与传统的信仰
就衰退了。
这时候,在雅典出现了特别众多的天才人物。三大戏剧
家,伊斯奇鲁斯、索福克里斯与幼利披底,都属于公元前五
世纪。伊士奇鲁斯在马拉松作过战,并且曾目睹沙拉米之役。
索福克里斯在宗教上仍然是个正统派。但是幼利披底却受了
普罗泰戈拉以及当时自由思想的精神的影响,而且他对神话
的处理是怀疑主义的并带有颠复性的。喜剧诗人亚里斯多芬
尼嘲笑了苏格拉底、智者们和哲学家们,然而他本人却是属
于他们那个圈子的;柏拉图在《筵话篇》中把他和苏格拉底
的关系写得非常之友好,我们也已看到雕刻家斐狄阿斯也是
属于白里克里斯的圈子里的。
这一时期雅典的优越毋宁是在艺术方面,而非在知识方
面。公元前五世纪的伟大数学家和哲学家除了苏格拉底之外,
没有一个是雅典人;苏格拉底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把自
己限于口头论辩的人。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苏战争的爆发与公元前429年白
里克里斯的逝世,就开始了雅典历史上的阴暗时期。雅典人
在海上占有优势,但是斯巴达人握有陆地上的霸权,并且在
夏季一再侵占亚底加(雅典城除外)。结果是雅典城拥挤不堪,
并且由于疫疠而损失惨重。公元前414年雅典人派出一次对
西西里的大远征,希望能占领与斯巴达联盟的叙拉古;但是
这个试图失败了。战争使雅典人变得凶顽而暴虐。公元前406
年他们征服了梅洛斯岛,把所有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屠杀光
了,把其他的居民掠为奴隶。幼利披底的《特罗伊妇人》这
个剧本就是对这种野蛮行为的抗议。斗争还有其思想意识的
一方面,因为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代表,而雅典则是民主政
治的代表。雅典人有理由怀疑他们自己的一些贵族有叛国行
为,人们都认为他们的叛国行为与公元前405年伊格斯波达
米之战中海军的最后溃败有关。
战争的结局是斯巴达人在雅典建立了一个寡头政府,史
称三十僭主。三十僭主中有些人,包括他们的首领克利提亚
在内,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们当然是不得人心的,不
到一年就被推翻了。在斯巴达的同意之下,民主制又恢复起
来;但那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民主制,它由于有大赦而无法对
自己内部的敌人直接报复,但是它在大赦的范围之外却喜欢
找任何的借口来控诉这些敌人。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刑(公
元前399年)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