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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毛派再崛起，充当正统思想卫士

作者：储百亮, 杰安迪

2015年01月05日

北京新闻学教授乔木去年秋天遭降职处理，降职部分原因在于公开支持多党制选举与言论自由。

他们揪住那些胆敢嘲笑敬爱的毛主席的博客作者不放。他们在全国的学校和报刊中仔细搜寻受西方影响的自由派异端邪说的蛛丝马迹。他们把眼中那些不忠于共产党正统思想的人拉下马，不管是教授、记者，还是其他人。

中国的毛派意识形态在遭遇此前的政治遗弃之后正重新崛起。这一态势受到了传统倾向的提振，并因一系列的党内命令而得到了强化。这些命令等于是宣布，可以肆意攻击那些被视为不够又红又专的学者、艺术家及党内干部。

意识形态卫道士在解除王从圣（此为笔名，本名王守田——译注）教职一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王从圣在北京的一所学校教授法学，在网上发表批评党的言论后，先是遭拘留，后被学校停止教职。另一个靶子则是报刊评论员王垚烽。他表达了对香港近期的亲民主抗议活动的支持，结果被报社开除。

“之后，对自由思想人士的压力和控制确实变紧了，”去年秋天遭降职处理的新闻学教授乔木说。他的降职部分原因在于公开支持多党制选举与言论自由。“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同事在经历恐惧和骚扰。”

对异见人士实施全面打压的两年时间里，习近平一直在加强对其眼中的意识形态对立面的关注，在高等院校、出版社和新闻媒体当中掀起波澜，并让那些认为他才是毛泽东合格接班人的强硬派备受鼓舞。

根据官方通讯机构新华社的报道，在上周发布的指示中，习近平敦促大学“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在内部规定中，他更为直白，抨击自由派思想是毒害党员的不利威胁，并且呼吁各级官员清除与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思想基础相悖的理念。

去年10月，一些党内和高校网站上出现了习近平的指示意见，“决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在习近平执政之前日渐式微的毛派，如今还受到了另一份简称为“30号文件”的内部指示的鼓舞。文中进一步强调，要警惕受西方影响的新闻独立观念、“普世价值”及对毛泽东的批评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

“现在中国对左派来说是黄金时代，”知名新毛派张宏良接受采访时表示。“以来，跟过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是石破惊天的大变化。”

中共老同志中的左派是一个松散的网络，成员包括台上台下的官员、共产党老干部的子女，以及坚决反西方的学术与新闻工作者。他们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言论中寻找力量，尤其是后者，试图以此扭转中国自由市场政策和背离党内传统的价值观的传播带来的影响。尽管他们对党内领导层的直接影响力遭到了限制，但他们一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热切地党同伐异。

他们最中意的敌人几乎总是属于中国自由派的成员：那些如今陷入围剿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维权人士——他们相信，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的公民社会和法治理念，为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最佳道路。

近期的指示及随之而来的对政治对手施压力度的急剧增大，进一步打消了外界最初的怀疑——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硬是逐渐掌控权力的过程中为了在传统派当中建立威信而打出的一种幌子。正相反，他对受西方影响的理念进行的持续打压令党内传统左派欢欣鼓舞。

“中国观察人士都不要再说什么这全是做做样子，或者他向左转是为了向右转，”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这就是此人个性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左派肯定也感觉到了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约翰逊曾在中央情报局(CIA)担任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

去年11月，报刊评论员王垚烽被开除的时候，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在社评中对他的解职进行了颂扬。“体制今后将对‘砸锅党’采取更严厉的态度，他们将面临选择：或者改变自己的言行，或者离开体制，”文中写道。这里的“砸锅党”间接引用了习近平关于靠党生存但对其进行抨击的那些人的评论。

根据退役少将宋方敏的说法，最新指示“30号文件”要求，将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大专院校和其他一些文化部门中清除出去。他是在与一群党内老干部和极左活动人士11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此番言论的。按照他的讲话，30号文件是2013年4月在习近平授意下发布的“9号文件”的后续。“9号文件”中对“公民社会”等观念进行了抨击。

“实际上这两个文件非常重要，都是讲话的概括，”他说，“捋出头绪来，把靶子树起来了，这是看准了斗争目标。”

令共产党领导人震惊的是，9号文件在网上广泛流传。与9号文件不同，30号文件没有对外公布。大学、党组织及左派组织的网站提到了这份文件，从而加大了针对异议的压力。

一名来自北京知名大学的政治学者表示，高层领导为了不让这份文件泄露出去，向相关人员口头传达了文件内容。“这次，文件高度保密，”他说。“因为上次有点太公开了。”

但效果非常明显。报纸指责大学充当反党思想的孵化器，大学党委接到了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命令。去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透露，一名党的调查人员指责中科院内部存在异见人士。纪检干部张英伟发表讲话称，中科院受到境外破坏势力的渗透，研究人员“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

这场运动为自由主义学者敲响了警钟，他们担心会重新掀起针对内部敌人的批评浪潮。自毛主席发表长篇大论声讨资产阶级思想，震惊全国以来，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包括受人尊敬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吴思在内的一些人则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辩称，政治现实最终会迫使习近平采取比较温和的立场。

吴思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点我理解为一种自我防御，来挡住那些说他是新自由派的攻击。”

在2012年之前，没人预料到会出现如此剧烈、广泛的意识形态转变。中国领导人当时正忙着清除薄熙来，这名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曾通过唤起人们对毛泽东以及革命时期的言论的回忆，向党内传统主义者示好。薄熙来下台时，其左派追随者遭到官方的怀疑，一些网站和出版物被封停。

但如今，左派思维又大行其道。分析人士称，不太可能希望把中国带回毛泽东的那种严控时代，但遵从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将他视作有益的盟友，将他的指令视作攻击针对党的自由主义批评人士的许可。

“左派在一段时期内面临压力，但现在又变得非常活跃，”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副教授冯崇义说。“利用这些人展开攻击。”冯崇义非常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和政治发展形势。

去年10月，相关部门召集各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开会，并敦促他们“增强忧患意识，坚决保障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去年11月，中国东北的一家党报《辽宁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该文章称，大学现在面临思想松懈的问题。文章称，有些老师将毛泽东与古代帝王进行比较，追捧三权分立等西方理念，“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

该报道称，“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管制让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感到了一丝寒意。几名学者拒绝接受采访，称他们这段时间要保持低调。其他人则表示，他们经历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清洗。

自去年10月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教授乔木被降职，干起了办公室文员的工作，在校图书馆为英文图书写摘要。乔木表示，这是对他提倡西方式的新闻报道，长期参与中国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组织的惩罚。

他表示，除了禁止他上课以外，管理人员将他的工资削减了三分之一，把他的名字从该系的网站上删除，并迫使他的学生找其他老师当论文导师。乔木表示，“这是一种羞辱。”他还表示，他被告知，这种降职状态可能会持续几年。

官方的说法是，他因为反抗不允许他出国参加会议或其他学术活动的上级指示而受到惩罚。但私下里，学校领导承认来自上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44岁的乔木目前在图书馆消磨时间，他变得有些沮丧。一些朋友曾建议他离开中国，或者至少在价值观上做出让步，按照上面的要求做事。

他说，“我想留在祖国。”他还表示，“我常说，中国有我需要的一切，除了自由。”

储百亮(Chris Buckley)和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报道。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Patrick Zu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秂忢空

[ZT] 共的历史没有一页是清白的，共的高官没有一个人的手上未沾染过鲜血。

谁是那个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呢？没有投名状，何以上梁山？在党内要获得高层的信任，必需“歃血为盟”――不是用自己的血，乃是用别人的血。以中共两名遭到罢黜却在民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总书记为例，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良心”的胡耀邦，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头脑”的赵紫阳，他们同样不能免于血污。尽管我们肯定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他们试图让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努力，以及坚持真理舍弃权力的勇气，但我们不能为他们遮掩那些负面的历史。赵紫阳在五六十年代主政广东期间，曾经卖力地执行的极左政策，导致大量农民悲惨地死于饥荒之中；而胡耀邦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更早，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到了延安之后升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成为毛泽东、康生在军界推行整风的重要干将。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历史处境有某种“同情的理解”，但也不能将他们塑造成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圣人。

陈永发在《延安的阴影》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胡耀邦如何在军委会二局“大义灭亲”的。中共中央军委会参谋部二局主管军事情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门。当时，领导军委会直属机关整风审干的是康生，康生直接对毛负责；在康生之下，由总参谋长叶剑英、秘书长陶铸、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锄奸部长吴溉之、敌工部副部长李初黎、第一局局长伍修权、科长安东、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七人组成整风领导小组，处理具体事务。二局局长曹祥仁是一个技术官僚，很快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因此具体领导二局整风运动的是胡耀邦。胡耀邦对康生几乎惟命是从，他的许多做法甚至超过了康生的要求，到了运动后期，康生甚至让他放缓运动的节奏。

胡耀邦推动二局的整风运动，思维缜密，步步为营，显示出娴熟的党务才干。首先，他从二局中已经被捕的四个“特务”入手，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号召大家“不放过一个坏人”。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在大会召开之前，暗中组织二十几个“积极分子”，要他们分散到会场的各个角落，仔细观察每个人的反应，如果发现有人脸色不对，就立刻在会后向上级汇报。结果在此次大会上便有十几个人，因为脸色不时泛红或泛白，而遭到积极分子的检举，他们立即变成了二局的“内奸嫌疑分子”。

紧接着，胡耀邦在二局成立了一个五人常委的组织，规定他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副手。常委之下，则每个小单位有一名负责人，由负责人成立三至五人的核心组织，再由核心组织发掘五至十个积极分子，并指挥这些积极分子分别负责盯哨、放哨、团结“好人”、监视“坏人”、特别是详细记录所谓“坏分子”的一言一行。胡耀邦知道手下的干部多半不懂如何审讯和调查，便要求他们边干边学，特意挑选出五十三名干部，让他们旁听老手的谈话和审讯，然后再亲自去实施。经过半年的实践，他从中挑选出了二十八名“可造之才”。由此，一个残酷无情的、“特务中的特务”群体建立起来了。

那么，如何让那些“坏人”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呢？胡耀邦探索出了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方法。他倡导二局的干部使用“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等方法，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力量，专捡动摇分子劝说，等动摇分子宣布自首之后，再对硬骨头下功夫，此时由于动摇分子转变立场，硬骨头越来越感到孤立，也会变得像豆腐一样，容易压烂。二局的领导都很注意研究运动中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在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随时变化。有时采取的方式是“下紧上宽”，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步步紧逼，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是“下宽上紧”，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掏钱请吃饭、苦口婆心地劝说，上面则由领导人来严词威逼。如此这般，事先认定的“特务”们最后绝大多数都自我坦白了。

当群众的热情掀起来之后，检举的材料越来越多，二局收到了十万多字的检举材料，涉及八十二人，即平均每人至少有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不利材料。据协助胡耀邦工作的彭富九说，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检举资料，是因为胡耀邦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后，允许任何人当场以口头检举。这些资料经过专人整理，变成通报，供审干人员使用。其中一个例子是：这些资料有多处涉及延安文坛上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揭发吴是国民党的“CC分子”。吴百口难辨，一度沦为延安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后来，由于中共需要吴伯萧出来担任吹鼓手的角色，又给这个所谓的“反共分子”恢复了名誉。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胡耀邦手头的那些检举资料，大都是些捕风捉影的假信息。但是，他并不考虑材料在真假，便根据这些材料拟定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面的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嫌疑，另一类是次要嫌疑。一旦进入黑名单，此人的政治生命便告终结了。

由此，“二局经验”得以成为整风期间的“四大经验”之一，被康生推广到其他部门；由此，胡耀邦本人获得了毛泽东和康生的青睐，中共建政之后得以跻身为最年轻的省部级大员。其实，胡耀邦在二局的做法，不过是整个延安的一个缩影；而为期不长的延安整风，亦是整个中共历史的缩影。比如以思想治罪、以言论治罪，营造一种渗透到家庭之中的“以邻为壑”的恐怖气氛；比如以党代法，践踏法治原则，实行“有罪推定”；比如煽动群众暴力，以群众暴力而不以国家机器来消灭异己等等，经过延安整风，成为中共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中共本身便是一台血肉淋漓的绞肉机，延安整风中通过帮助毛整人而扶摇直上的刘少奇、贺龙、彭真、胡耀邦等人，后来在文革中都未能逃脱与被他们整过的人一样的厄运。对此，陈永发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让胡耀邦重温延安时期他在二局的表现，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像二局中受他审查的一些特务，只不过他的罪名不是敌特，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就一些办法而言，胡耀邦本人也会发现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始作俑者，譬如在证据不十分充足之前，已在人头上钉上钉子，然后发动所谓革命群众来批判和检讨，以便发现问题的真相。又譬如要求怀疑分子不断写自我检查，然后研究其内容，从中寻找破绽，再加以追问。”胡耀邦经历了漫长的、粗暴的批斗之后，幸存了下来，并痛定思痛，毅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即便是一些毛泽东钦定的大案要案也给予平反。

近年来，人们对于共党内的一批开明派元老有一种所谓“两头真”的概括，即他们早年为求民主参与中共革命，晚年为争自由成为中共的异见者，中间一段虽然走了歧路，但两头都是真诚的。从胡耀邦、赵紫阳到李锐、李慎之、胡绩伟、谢韬，他们对自己大概都有几分这样的评价。学者傅国涌在《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四十三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一文中，论及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还母，剔骨还父”，在行动上毅然选择“不在刺刀下做官”，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也不断地进行反省，其中甚至不无忏悔。但是，这一代人中在思想上走得最远李慎之，对早年延安道路的选择仍然不无保留，正如他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中所说：“我在反思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迷信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自己说过，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五七年只能当右派，晚年只能当自由主义者，好像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觉悟是真正的觉悟。”李慎之说“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这是一种让人遗憾的历史局限，我们又如何理解殷海光“不当共产党”的选择呢？难道殷海光就不正直、不爱国、不真诚吗？在我看来，与其说李慎之们是“两头真”，不如说是“一头真”。早年是“失足成恨”，晚年是“返璞归真”。当年，他们多半是抱着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的；但是，王实味感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一切，他们不可能完全感受不到。他们当然感受了，甚至他们本人也成为受害者，但他们没有从中脱离出来，没有及早否定自我，并向全国民众揭露延安黑暗无边的真相。这是由多种原因所决定的，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失职，而不应继续被溢美为“求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还原，无论是文革、反右，还是延安整风、苏区肃反，我们需要手上沾满鲜血的人和身上流过鲜血的人都站出来诉说历史。惟有如此，血流成河的历史才能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