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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河南特大暴雨人员伤亡的最新数字出来了：昨天下午，“河南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全省迄今已有302人因灾死亡，失踪50人，其中仅郑州市就有292人死亡，47人失踪。

等等，之前全省死亡人数还只有99人，怎么一天之内就陡然翻了三倍？

这固然是因为调查组下来了，但另一种可能是：当群情激愤的时候，有必要压一下坏消息，以免激化，保持整个舆论形势的“可防可控”；等到舆论逐渐退潮（特别是转向南京疫情、奥运会和吴亦凡时），选择此时再披露坏消息，会安全很多。当然，这未必就是最坏的消息了。

这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做错了事，知道回家必定要挨骂，踏进家门就先察言观色，看看爸妈手头去忙别的事时，再吞吞吐吐说“我今天数学没考好”，如果家长说“没事，胜败乃兵家常事”，探到了家长的态度，然后再小声说个更大的坏消息：“其实我考了零蛋。”

确实，就像“断十六狼”7月31日写的一篇《河南，很多人现在才开始哭》所说的，“河南洪灾的热度，已经完全退去”，但“当洪水退去，当感动的热血渐渐冷却，生活被严重破坏后的样子，才开始扎你的心”。比哭更难过的是想哭，“想哭的意思是，哭这件事，已经成为奢望，我只能想想”，因为更紧迫的生活就在眼前，连哭都哭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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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这种悲痛的，不仅有生活坚硬的现实，有时还有社会汹涌的声浪。

在郑州地铁5号线事故中失去女儿的一位父亲，日前穿着雨衣、骑着自行车来到地铁口，默默守候在那里，他身旁的牌子上写着：“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

有心理咨询师推断，从这位爸爸的穿着、行为来看，他可能已经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对女儿的不幸遇难感到内疚、自责，内心不承认女儿已经离开，才穿着雨衣到地铁站，也许是想回到暴雨那天，和女儿再见一面。

然而，这张照片流出后，网上有大量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进而攻击、辱骂他其实是想炒作、欺骗世人感情，意在给郑州抹黑，乃至是“境外势力”。

即便是认可哀悼正当性的人，也质疑这位父亲“大热天捂着盖着”，穿着雨衣戴着口罩，不够光明正大，却无视他在这样的时刻，公开表露自己难以克制的悲痛，需要多大的勇气，承受多大的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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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多位知情者，确认这位“雨衣爸爸”确实是郑州地铁5号线14名遇难者之一张某月的父亲，在郑州某单位担任科长，他的一位同事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气得都睡不着，“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他平时很努力，他只是很难过。他可以自己选择祭奠的方式。”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这种攻击从何而来，毕竟就算你不认可这位父亲的悼念方式，但这个人、这块牌子，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何况这甚至都不是表达愤怒，而仅仅只是哀悼亲人罢了。

有一位“祁十一”尖刻地道出了对当下这种舆论环境的失望：
那些大面积攻击河南妞妞的爸爸的人群，即便是警方证明他的女儿确实在地铁去世，还是会招来更莫名其妙的怀疑，而谁为他说话谁就会招来攻击。这种事情，放在十年前的中国，放在如今的许多国家，都会让正常人大跌眼镜不敢相信。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社会正在变成大型精神病院。
在此，他实际上认为那些人是不可理喻的、疯狂的，也就放弃了对他们行为的理解，但一个人的疯狂还说得过去，群体性的反应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

这些人为何出言伤害这样一个本已悲痛的父亲？简言之，在他们看来，这样公开表达哀悼，已经不再是个人情感的流露，而变成了一个具有极强感染力的公共事件。如果这位父亲是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哪怕哭天抢地，那也与他人无关；但在公共空间里，这却可能点燃公众的情绪——这正是他们所担忧并想防止的。

不仅如此，另一些人还本能地怀疑其动机，想想看前一阵的林生斌事件所引发的风波，一如我在《林生斌的人设》中曾说过的，“真正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的，还是林生斌表现出来的‘深情’是真是假”。在公私边界模糊的情况下，这就是许多人指控“雨衣爸爸”的悼念是“炒作”和“欺骗世人感情”的由来，因为虽然没有证据，但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骗过一次，以至于不再相信别人公开表现悲痛出于真诚而没有任何其它目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反应不为无故，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这一判断本身，而在于他们反应过度了——试想一下，如果顺应人情，认可这位父亲的悲痛，这事可能很快就过去了，反倒是上纲上线的挞伐，激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正因为这些人过于彻底地想压抑公众情绪的表达，才招致了反弹，努力的结果却是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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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也是意识到这一点，7月30日起，沙口路地铁站在D出口设置追思处，并备有免费鲜花，这至少给了人们正常的情绪一个合法的宣泄出口。公众对这一举措的反应也大抵都是正面的，毕竟“疏”要比一味的“堵”好得多。

像这样的戏码，在近年来不同的危机公关事件中，其实已经反复出现了好几次，一个仍有必要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每到此时，都有许多中国人会自发地压制当事人正常的情感流露，甚至不惜将之污名化，这种攻击性究竟从何而来？

在我看来，这与中国社会深厚的“角色本位”意识有关，也就是说，作为集体一分子的个人，必须在任何场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自觉维护秩序和集体形象，否则其他人有权对你进行制裁。

妞妞的父亲之所以遭到质疑、网暴，除了担忧其行为引发的后果之外，更深一层看，则是那些人觉得他不符合“中国人”的角色规范——此时此刻，你得隐忍悲痛，不给当地形象抹黑，更不给外媒“递刀”，自曝家丑，才算是合格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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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献花中一份让人看了泪目的寄语

你觉得难以理解吗？其实这样的逻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那句“不转不是中国人！”所透露的就是这一层意思：只要你是中国人，就应该这么支持转发。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道德绑架，不仅认定你只有这一种“主导身份”（master status），而且不由分说规定了你必须照做的行为规范，因为你作为“中国人”的身份特质凌驾于你整个人的其它任何方面之上。

这乍看似乎是新现象，其实却有着浓厚的传统基底，是以往那种绝对化道德观的现代变种。在“忠”和“孝”被视为绝对义务的传统社会，每一个体都被认定必须无条件遵守，不管你有再大委屈，都不能流露任何不满，否则就不再是合格的忠臣孝子了。对贞洁烈妇来说，那更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即便死了都不能打破那严苛的道德守则。

清代大儒戴震早就批判过宋明理学之后的“今之儒者”是在“以理杀人”，以道德原则压制人正常的情感、欲望，让人有苦说不出，“人死于法，犹有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到了新文化运动，“礼教”早已被打倒，但那只是一种形式，从当下来看，对“中国人”角色规范的严格要求，仍然与之潜在地一脉相承，只不过民族主义接过了礼教的接力棒。

然而，人都有七情六欲、多重身份，一个人完全可以既是中国人，又是他人的父亲、儿子、丈夫，而不仅仅只是一架庞大机器上的零件。没必要将这些对立起来，更不该用一种角色规范来抹杀个体的情感。说到底，无视人的这种复杂性，就是无视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