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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白山里“收听敌台”

1975年，我到长白山区下乡。当时下乡的知识青年有多种落户形式：有到生产建设兵团的，每月有工资，旱涝保收，最令人羡慕；有投亲靠友的；有个人下乡的。我是下乡到一个“集体户”，有6、7个男知青、5、6个女知青，住在生产队专为知青提供的泥草房里。每天出工时，留一个知青在家做饭，每周一换。这样做的好处是，知青不会在劳累一天之后，还回家忙活吃的。我也见过不留人做饭的。那是我被临时抽调到县知青办编印《知青战线》小报，采编、校对都由我一人干。一次到一个朝鲜族集体户采访，知青们还在田里劳动，于是等到天黑，知青们都回来了，对我们很热情。其中一个女知青说前一年在县里读中学时，曾在老师带领下到我所在的山村支农，晚上我们集体户的同学表演节目，印象深刻。但我印象更深的是，这些劳动回来的男知青一回来，就盘腿上炕，一边卷叶子烟抽，一边陪我们聊天。女知青们放下农具后则赶紧淘米做饭做菜。饭做好了，端上炕桌给我们客人和男知青吃，自己等着，我们吃完了，才把碗筷收拾下来围着锅台吃。那顿饭我吃的极不自在。因为汉族人家不这样，朝鲜族家庭确有这个规矩。但在一个朝鲜族集体户里，大家没有血缘关系，也有这规矩？心里不由地想，娶个勤劳的朝鲜族女孩当老婆多好。

我所在的“集体户”有十几位知青，大家政治观点基本一致，自然不会出现告密者这类人；象又是在深山老林里，“收听敌台”谈不上什么危险。当时大陆报刊广播都充斥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陈词滥调，有谁信？只能靠听“敌台”来了解点真消息。真的要感谢当时允许销售的晶体管收音机，小巧，又没有取消短波（与朝鲜不同），灵敏度高，让“收听敌台”成为可能。

什么叫“敌台”？秦全耀说：“敌台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名词。特别指无线电爱好者或者拥有短波或者高灵敏度收音机电台等中国大陆居民收听到的大陆以外中文或者外文广播。如‘美国之音’、‘BBC’（英国）、‘莫斯科广播电台中文台’（俄罗斯之声）和‘和平与进步广播站’、‘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等等。”

我下乡的长白山区离朝鲜、苏联近，基本听不到台湾广播的信号，信号强的是苏联台、朝鲜台，偶尔也能听到“美国之音”、“BBC”之类。苏联台、“美国之音”、“BBC”肯定是敌台，他们的播音员怪怪的腔调也让听惯了中央台节目的我们觉得别扭。朝鲜台就不一样了，是敌，是友，当时国内并无一定的说法。我在中学时有一位老师，颇有音乐天赋，曾在学校组织起一支管弦乐队，担任指挥。因为他姓陆，又教英语，学生们便用学到的几个可怜的单词中“革命”一词的发音，戏称他为“歪脖陆森”。“文革”之初搞大串联时，他到了中朝边境。那时天寒地冻，鸭绿江面又不宽，都结了冰，打个“滑出溜”就到朝鲜境内了。他还模仿《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在那儿撒了泼尿，以示纪念。后来此事被人揭发，狠斗了些日子。这位老师是汉族，说他“叛国”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对很多朝鲜族人来说，这样说还真不冤枉。我下乡的公社卫生院里，有一位李大夫，医术甚高。仔细一打听，原来他是朝鲜族，曾在某地区级医院当医生，爱国心切，偷渡朝鲜。结果呆了几个月，吃不饱饭，还是回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此类事太多，无法判刑，只是把他下放到县级医院。谁知没多长时间，他又跑去朝鲜。不久，还是饿得受不了，又回来了，这次就下放到我们公社卫生院。

我们这帮子知青没有民族情结，听“敌台”只随自己的喜好。朝鲜台播放的一些歌曲当时在大陆很流行，比如《卖花姑娘》、《血海》里的歌曲，我们听；苏联播放的一些歌曲能引起人们的怀旧感，也听。当时集体户里有本《外国歌曲100首》，是禁书，大家照看照哼不误，更何况集体户里还有一位某电影厂著名电影作曲家夫妇的孩子，什么《共青团员之歌》、《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经常唱。

真正涉及到与当时宣传舆论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敌台广播节目，我们并没有有意收听。只是感到当时的报刊上充斥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陈词滥调，与现实一对照差距太大，愿意了解一些真实情况，而这种报道只能从所谓“敌台”广播中听到。据学者王友琴介绍说，当时上海左树棠“收听敌台案”的自首者无名氏（名培民，姓氏不详）连累案主家被查抄、隔离审查、毒打致死，自己亦被隔离，释放流浪后，终以自杀结局。尽管官方对此惩罚严厉，并不能制止收听敌台现象的蔓延，大家只是更加谨慎小心些罢了。

我们生产队里的社员家里没有任何收听设备。公社的播音喇叭通生产队部，或像我们集体户这种地方，社员一般不听广播，也不关心政治，更没有什么“偷听敌台”的意识。但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也不便提前泄露出去。比如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其实我们在几天前就从“敌台”中得知了，却不能在公开场合说。有一天，我从公社回到集体户，在给集体户盖房子的工地上帮点忙（为知青扎根农村闹革命所盖的），突然集体户里有几个人从村里走来，一边走一边大呼口号：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王洪文！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跟着看热闹。我一惊，怎么把“偷听敌台”的秘密泄露了？原来是中央台正式公布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这下谁也不用遮着掩着了。


对一起真正的“偷听敌台”案件的处理

大概是1976年夏天，我所在的公社真的发生一起“偷听敌台”事件。

据我所知，那个年代像我这样大年纪的青年，不偷听敌台的不多。但一般来说，偷听敌台大都是在自己家里，将声音开的小小的，以防屋外人听到。只要没人知晓（或无人告密），就不算“东窗事发”。这次不同。一天，公社所在地的一个林场（与公社平级，都为正科级）的大喇叭，深更半夜突然响起苏联的华语广播，时间长达几分钟。公社不能不出面调查。书记决定派李姓宣传部长和我（当时是公社临时干部－－文化站长）去调查。到林场后，人家告诉我们说，是一个二流子晚上混进播音室听苏联歌曲，却忘了关扩音机。李部长听了，既没有表示去看看二流子本人，也没表示去检查一下播音室，只提出一个要求，中午到林场职工食堂吃饭。于是我们在食堂各吃了一碗带肉末浇头的面条后，回到公社所在地。

我至今不清楚林场方面告诉我们的情节是真是假。但李部长是林场王书记的旧部（王曾在公社当二把手），我与王的关系也不错，且整个调查由李部长主持，谁都无意进一步追究，此事遂不了了之。比对前述那对夫妇事件，可以说处理太过草率。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了。

“文革”初起时与“文革”后期，对社会控制的程度完全不同。“文革”初起，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一呼万应。说要“早请示，晚汇报”，居民区就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幅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毛主席画像，竖在道边，每天早上居民区的大人、孩子定时前来举语录本，喊口号，还有一位地质学院的大学生来教“忠字舞”，记得有“一轮红日从韶山升起”一曲。具体怎么跳的，已经想不起来了。深刻印象的是，一个男大学生，跳起“忠字舞”来腰肢如此柔软。

“文革”前期还一项活动至今忘不了，就是连夜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现在想起来也怪，毛的指示为什么不能白天发表，总是在晚上？一般的程序是，单位总是下午通知所有人员，说今晚要播出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晚上6点半注意收听，听后再到单位来一起上街游行庆祝，家住多远也得来。但有时播出时间拖到了9点、10点，大家还是要赶到单位，上街游行，喊口号，贴庆祝标语（我是中学团委宣传组成员，写标语的事儿每次都是我的）。毛的这些“最新最高指示”讲了些什么，那时还是中学生的笔者实在懵懂，因为太过高深，与我每天看的、想的完全“不搭界”。后来下了乡，才知道人家那些话与中央的政治斗争有关。比如批《水浒传》、批孔丘，目标都指向周恩来，这还是集体户同学家长悄悄告诉我们的。

真正该让老百姓知道的消息，却严控起来不让知道。记得上中学时，一个周日到学校操场去玩。一位家是某水利勘探设计院的同学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严肃地告诉我说，林副统帅叛国投敌，死了。大概是他父母在单位听了中央文件传达，回家悄悄跟孩子说了，这才转告我。我当时不敢相信是真的，毕竟满大街都还有他的手书“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不久，学校里也传达文件，证明此言不虚。

林彪事件让人们强烈感受到，从小所受的“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教育与眼前的现实有巨大的反差。印象中，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敌台中获取中国信息都是从此开始的。以前人们若是传递一些与官方报刊广播不一致的消息（除了家长里短，谁和谁搞破鞋之类），不仅不会有人信，还都说是“造谣”。若是在家里听收音机，调频时正碰上苏、美的华语广播，马上转台。现在则有意调到这些台，听听人家在说些什么。

“文革”后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没人再真心拥护毛泽东与“四人帮”那套做法。毛自己也承认，搞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人心散了，很少有人按上面的指示跟你较真，遇事得过且过。

我下乡时在田间铲地休息时抽烟的一个情节可以作为例证。

我们那里地块大，往往一条垅长五六里，所以铲地时往往是一条垅铲到头，男社员抽烟休息，女社员扎堆聊天。起身再回头铲一条垅，就该收工回家吃饭了。休息时大家抽的都是卷叶子烟（抽卷烟的是干部，还要凭票买），用旧报纸卷，叫“哈蟆头”。一次聊起来，一位社员说，最好的卷烟纸是“毛选”五卷。我见过这书，用的是全国最好的纸，光滑油亮，又薄，比报纸强一百倍。我估计这个社员是用它卷过烟抽的。问题是“文革”前期谁敢这样干？就连报纸上在毛像和毛语录的背面出现打倒字样都是现行反革命罪。为此大多数报社都专门设有灯箱，拼版后仔细检查没有这种嫌疑，才敢开印。此时，一个社员敢于丝毫不避讳地公开说这种话，也没人有强烈反应，当成滔天大罪。李部长对林场“偷听敌台”事件敷衍了事，事后也无人再提及，就是这个道理。

1976年春节，集体户同学回家探亲，回来时带来省城正在清查谣言的消息。原因是当时社会上盛传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犯了错误，又说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搞“四人帮”了。各地各级有关部门奉命大肆追查，却没有听说查出什么人来。

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与追查谣言相关的一个段子：

追查人：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谣言的？

被追查人：男澡堂。

追查人：谁说的？

被追查人：不认识。

追查人：长的什么样？

被追查人：背对着我，没看清。

追查人：多高？

被追查人：他蹲着。

追查人：穿什么衣服？

被追查人：都光着（身子）。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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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禁止偷听敌台---朝鲜的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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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 aimei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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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杀网论升级 北京已招逾3000学生加入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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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9 12:54

【摘要】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位年轻人成为网警，并在过去两年中警告了8400名网民，删除了超过50万条网络信息， 封锁了至少9000个社交媒体账号。中共官媒新华网发文称，这些“网警志愿者”中，高学历的80后和90后为主要力量，占总人数的80%，其中以北京网警最多，占21%。


希望之声2016年2月13日讯】(本台记者刘莹综合报道）国际记者联盟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北京市公安局正在招募学生加入网警，负责发现并举报网络上的所谓违法犯罪信息，官方称其为是继“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之后的第五支“王牌群众力量”。中国民众表示，“中共深知言论的重要，因此就会想尽办法去封杀民众的真实言论。”

报告称，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位年轻人成为网警，并在过去两年中警告了8400名网民，删除了超过50万条网络信息， 封锁了至少9000个社交媒体账号。中共官媒新华网发文称，这些“网警志愿者”中，高学历的80后和90后为主要力量，占总人数的80%，其中以北京网警最多，占21%。

这些网警注册成功后，会被颁发一份写有〝网警志愿者〞字样的〝荣誉证书〞，个别帮助中共警方破获“要案”的志愿者也会得到3000-5000元不等的奖金。但是大部分志愿者属于免费工作。同时一些大学生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甘当五毛、网警、信息员，暂时以此来煳口。鼓励学生充当告密者，这一组织是当代的“特务机构”，可以比肩前苏联克格勃。

有网民批评说，中共高调招募所谓〝网警志愿者〞，是中共将这种告密的小人行为延伸到网路，让群众沦为网路维稳的工具，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标准的文革再现。

大陆自由撰稿人刘逸明评论说，这说明中共对网路的管制更加严厉。

报冰点杂志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则激动地说：“任何社会，这种人都会有的……共产党培养的就是这种人，奴才、告密者。现在都在大量的培养这个东西，为了稳固这个政权。”

责任编辑：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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