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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芹:自由传媒夜话 一致对外西媒 vs 攘内的中国媒体

边芹:自由传媒夜话
2012-08-22 16:58 边芹 四月网

核心提示:他们的自觉性来自一条底线:一致对外。若无这道底线,“自觉”便无从谈起,没有“自觉”则“自由”也无从谈起,甚至可能越自由越觉得不自由。一篇文章只是个粗浅的调查,离真正的秘事还有相当的距离。本文只是揭了西媒——这件世界统治集团的真正秘器——之成秘器的一个操作步骤,从整架机器来说只是一个细节。然而强大的武器就是来自每一个细节都不疏忽的人,国人谨记。

[此文成于2009年,刊出后得罪了一大堆人。我辛苦调查成文,一心想与同胞分享这些西人不但不会推荐反而收藏得很深的真传,不曾想引火烧身,从此受到不少媒体(很多还是官办)的封堵。没有一致对外的自觉性,攘内的自觉性却如此之高,也让为数已太少的清醒者不知将泪抛洒何方。我是到了那会儿才意识到中国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在她坠落的地方,连真实都成了多余。读者可从此文看到,他们的自觉性来自一条底线:一致对外。若无这道底线,“自觉”便无从谈起,没有“自觉”则“自由”也无从谈起,甚至可能越自由越觉得不自由。一篇文章只是个粗浅的调查,离真正的秘事还有相当的距离。本文只是揭了西媒——这件世界统治集团的真正秘器——之成秘器的一个操作步骤,从整架机器来说只是一个细节。然而强大的武器就是来自每一个细节都不疏忽的人,国人谨记。]

法国媒体对中国就像个时刻提着打狗棍的人,打是一种习惯。虽然不必对中国人出示打的理由,但向自己他们倒有个交代,哪能平白无故打人。而且找理由,历来是为被打的人着想,这也是难以丢掉的传统。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中国在“不自由”的那一边。先不说把世界分成“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占了什么天理,以及“自由的”攻打“不自由的”是得了什么天授神权,只说自由不自由谁来界定,是以结果测量还是嘴大就行?

一位法国朋友的儿子近年在中国生活,最近回法住了一段,很快发觉不对味。他说:“在中国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知道,回来没多久我就完全不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一点不夸张,这是他的原话,若是没有两地的比较,他也不会有此发现。而没有海外生活经历的本地民众,则上百年来接受了一条死定律:“自由的”媒体说假话也是真的;“不自由的 ”媒体说真话也是假的。至于自由与不自由谁说了算,对有两千年信教传统的民族则是问都不必问的,既然上帝在他们一边,真理也就在他们一边。这条定律像永远不会松的螺丝一样拧在他们的头脑里,这就让统治者和传媒做什么都比较省心,只要将攻打的国度放进“不自由的”布袋里,一如两百年以前绑上“异教徒”的火刑架,则来自对方的辩解自动无效,对方的真实也自动成为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因为异教世界的一切都属于“异端邪说”。精英利用基督教民族千百年形成的思维方式,精心设计了这道新的“分水岭”。有了“分水岭”,精英便可根据统治需要设各种思想“闸门”,由他们定义的“闸门”再以隐形宗教的形式,锁定在绝大多数人的脑袋里。我们那位旅华法侨继续道:“我发觉新闻24小时滚动,但信息量很小,国外新闻更少,还有一多半是变相说谎或直接说谎。不想让你知道的严密封锁,而要灌输给你的则铺天盖地,逃都逃不掉。”
我就这个问题去问一个报界朋友,先介绍一下,此友因为结识过几个中国人,偏见的大山被挖掉了一多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去了趟西藏,回到法国跟我说西藏完全不是媒体说的那样。我说那你就把看到的写篇文章吧,他眨眼摇手像我让他去犯罪一样:“那怎么行!这么写是政治不正确的。”话说回来,我问他:“你们是不是有个指挥中枢,十家电视台可以关掉九家,留一家就行,因为资讯节目尤其国际新闻都一模一样,何必破费。”

他说:“没有。怎么会有?当然要有也不是我这种普通记者能够知道的。”

我说:“在中国,主编与记者之间不光工资差距不大,分享的秘密也相差不多。”

“是吗?那怎么领导?”

“传达文件。”我说。

“传达到每一个人?”

“差不多。”

他笑得前仰后合:“这倒是个平等的办法。”

我说:“中国这样的国家,上千年就已经没有了种姓的筛选,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世界真正最平等的国家。最平等究竟是不是个好果子,我还真怀疑。只不过让我交出我已经得到的平等,我又是不干的。得到这么多平等,是不可能不付出一点自由代价的,哪有免费的午餐。在这里,这是人人接受的交易;但在中国,你若拿了他们想要的自由去交换他们已经到手的平等,那就不再是动嘴了,拿起枪就打仗啦。所以法国人刻在共和国所有公共墙壁上的那六个字:自由、平等、博爱,是最大的心灵骗术,简直就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自由换不来平等,没有平等,谈何博爱。一般来说以平等博得人民欢心的政权最容易收获的是忘恩负义。人性难有奇迹。像传媒这样一个能量足以倾国的权力,既没有资本大财团的行政控制,也没有家族或族群血缘与利益的天然控制,更没有金钱的金字塔型控制,遑论数百年洗脑的无形控制,要想让它做到最起码的胳膊肘不向外拐,因为真正的强权现在是在国境外面而不在里面,你说有什么办法?”

他接过话:“我们报纸是这样运作的,比如我去采访,回来写了篇文章,交上去,电话马上过来,编辑部主任问我为什么跟《世界报》写的不一样,我说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他说那也不行……对于很多报刊来说,《世界报》、《解放报》和法新社的报道,有某种‘定调’的意味,哪怕我在现场写出报道,如果与《世界报》的说法不一,那就要修改。”

“噢!你居然能接受这个?”

“这在我们是很自然的事,早在记者学校就培养我们必须遵守各报的编辑路线。”

由于编辑路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路线,我便问:“这是新闻自由的一部分吗?”

“这跟自由毫无冲突。每个人遵循任职媒介的编辑路线,正是自由的保证,因为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编辑路线。”

“那怎么针对中国不同的媒介有共同的编辑路线?而且其他事也多半异口同声。”

“的确,我们对内可以有不同的但不可越界的编辑路线,对外则不允许各唱各的调,当然这是不成文的规则。”

“如果你看到的真实与贵报的编辑路线正相反呢?”

“那也不能偏离编辑路线。”

“原来你说的自由就是在面对真相时依然能坚持路线!这么说我们‘文革’时是最自由的!我明白了,自由与不自由在于掌握为自由划线的权力。”

看到我圆瞪的眼睛,他补充道:“一切都在于你接受不接受规则,法律社会就是规则高于一切。”

我问:“谁管着你们?为什么要跟别的报一样?”

“看上去没人管我们,至少我们的头不会让我知道有没有人给他下指令。但法国媒体有个不成文的政治正确主义,法新社、《世界报》和《解放报》这三家定调,所有人都自觉遵守,没有人敢越界,这叫‘跟随主义’。当《世界报》定了内贾德‘十恶不赦’的调子,全法国无一家媒体不跟随。这是在这个行当做事必须接受的规则,就像法律,有谁去质疑法律自由不自由,法律就是必须遵守的,否则一个社会就无法运转。政治正确就是我们这行的法律,不接受的人不可能在这行混饭吃,而 ‘跟随主义’是保证政治正确的手段,所以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在这行做下去的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质疑自己的自由。”

“就这样凭什么你们总夸耀自己自由?”

“就凭你们要人管,我们是自觉的。我们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你听话就自由,不听话就不自由。就像我们没有禁书,实际是没有人出版禁书,也就没什么可禁了,从出版商到书店乃至图书馆,每一个环节都自觉为政治正确把关。同样我们也没有被禁的电影,因为没有人投资会遭禁的电影。此外我们没有人敢拿外国人的钱,比如中国政府的钱,来拍异议电影,因为法律严格禁止任何外国人介入法国国内政治。我们也没有政治犯,抓起来就不是政治犯了。”

“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跑到伊朗去游行的女孩如果按法国法律也是犯了法的。”

他沉默。

“既然你们不让自己人做,为什么把拿法国政府的钱拍异议电影的中国人说成是‘伟大艺术家’?据我所知,他们有的实际直接从法国外交部领钱,比如‘南方基金’。你知道中国有个古训:‘己所不欲,匆施予人。’”

“我们有把任何人说成‘伟大艺术家’的自由,不是吗?你们不要这种自由是你们犯傻,别指望法国会因此而手软。 ”

“也许我们真该放弃古训,支持布列塔尼、科西嘉、马提尼克、塔希提、瓜德罗普、安的列斯群岛分离主义运动,谴责法国政府不但不保护他们的民族文化而且消灭了少数民族语言;声援因为落后没有南方高卢人富有的北方什蒂人,如果他们杀高卢人,我们拍手叫好;中国国家领导人来法访问时应带一份名单,上面是关在监狱里的独立分子、反抗政权的‘直接行动 ’组织的政治犯,以及每年数以百计不堪监狱虐囚而自杀的犯人;还应该资助因言论自由被电影界全面封杀的艺人拍电影,把他们请到上海电影节,给他们颁奖;此外既然法国人把中国不反体制的电影人都从‘艺术家’的名单上抹掉,为什么我们不如法炮制呢?你们不是最不喜欢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吗?”

“你们有做这种事的自由吗?”他反问我。

我还真被噎住,不说别的,做这种事心灵这把锁就难突破,而且我们有挑拨离间的胆量吗?只得掉转话头:“既然你们的自由也不过如此,为什么满世界去说别人不自由?”

“嘿嘿,”他窃笑,“你知道我们从1789年就开始信奉自由,自由已经变成了宗教,什么东西一旦变为教条,它的实际意义就被抽空了,而成了思想统一的武器。让不自由的人相信自己是自由的是信仰的魅力。”

“我承认我们缺乏的就是信仰,我们不是个信教民族,何况我们遵信几千年的孔孟之道,先被你们的枪炮打趴下,然后又被你们鼓噪的从左到右各种主义摧毁,现在要图安宁大概只剩下信仰基督了。你们还有什么高级信仰趁早拿出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权、民主,设计出那么多主义,一波一波换个不停,真要把我们弄成神经病了!再这么传教下去,有一天搞得我们腻烦,什么都不信了,再信回孔孟之道,你们这两百年不是白费心机了?”

轮到他瞪眼睛了,我收住话头:“那么具体你们是怎么让自己有自由的自信并且认定别人不自由?”

“秘诀是在核心权力之外自由度大,比如可以批评总统,甚至掀其私生活的裙角,但私生活内容仅限风流韵事,你甚至可以揭到床笫细节,可你不得怀疑让他上台的体制。所有媒体人都知道游戏规则的界限在哪里,规则就是法律,我们这里不存在在行内吃香喝辣但拒绝规则的,拒绝的人没有资格呆在里面。再就是我们有一堆可随意攻打的界外目标,我们的自由感很大一部分来自那里。比如把伊斯兰的上帝讽刺挖苦一番,把损害西方利益的某国元首骂成邪魔,此外除了美英等国,其他国家敢于将我国公民判决入狱,哪怕他真犯了罪也是对方司法的过错。这份自由没有人能剥夺,除非他们拔枪比我们快。这恰恰是你们最被限制的自由之一。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人克制是心善不想挑起仇恨的表现,至少法国人一点都不会领这个情。你知道人的自由感是相对的,在根本问题上给他一点自由,并不一定就给了他自由的感觉。相反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给他过度自由,比如让他看总统夫人的裸照或女总理的乳沟,容他对可欺压的国度发泄对全世界的蔑视,就像高压锅的气阀可以让蒸汽冲到很高,这样里面煮得稀烂,锅都不会崩。控制得越严密的机制,越是要有几个异常开放的出气口。”

“你不觉得这样让自己有自由的自豪感是恶的表现吗?”

“我们从不以善恶判断是非,而且善恶在我们没有衡定标准,善恶标准是随着敌我界线挪动的。所以你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多余的。”

“那就是说如果你们视我们为敌,则无论我们多么想与人为善,无论我们实际怎么样,我们都是在‘不自由’那一边的,辩都无须辩,我们的命过去是挨打现在是挨骂。曾几何时我们总算有了枪,把你们打我们的自由剥夺了;等有一天我们拔枪比你们快了,把你们骂我们的自由也剥夺了,你们还怎么活?”

他未置可否,只是眼睛里闪过几道光。

我上了一堂难忘的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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