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已被抬到如此高度，怎么容得下“容忍”？

    其实，任何一个人的片言只语，如果脱离了一定的历史背景来批判或者是崇拜都十分幼稚，就像如今把孔夫子或毛泽东的“语录”拿来膜拜或批判，都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胡适为什么有“容忍比自由还重要”的言论呢？这句话其实不是胡适的原创。胡适晚年到康乃尔大学探望史学大师 George Lincoln Burr ，临别时，Burr对胡适说，他年纪越大越觉得“toler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Burr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出于老年人的智慧，二是有感于当时美国社会争自由过了头。但是，胡适回来后就开始借机贩卖了。

    当然，说胡适贩卖也不公平，胡适也是有感而发。胡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发表于1959年的《自由中国》杂志，从背景看，胡适的“容忍”针对的是蒋介石，是规劝蒋对于不同政见要“忍”。胡适的原意是，笔杆子的力量不见得比枪杆子来得小，枪杆子需要容忍，笔杆子也需要容忍。胡适提倡的是允许不同的意见的存在，不求一致，而求多样并存，允许思想的多样化。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我们硬要把“忍”说成是对邪恶势力的“忍”来批判胡适，那也是极为不公平的。即便胡适不是对蒋介石说的，“容忍”和“自由”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非黑即白。

   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最近，加拿大的一些城市的学校在讨论一个议题：允许变性学生自由选择使用男/女厕所。变性学生有没有自由作出自己的选择？其他学生有没有自由拒绝被“异性”骚扰？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和法律上的难题，但是总体上说，大众应该对性取向异于常人的人采取包容的态度，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自由，自己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还有，女性有没有在公共场合裸露上身的自由？母亲有没有堕胎的自由？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一句“自由价更高”就能一锤定音的。

   自由与包容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在西方社会，我们正是有了更多的包容，才保障了更多的自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享受更多自由的同时，也接受了更多的约束。比如我们不能因年龄、性别、族裔而在在招工、升学上限制他人，更不能以这些作为话题随便开玩笑，西方做什么事都有大大小小的法律约束着，我喜欢钓鱼，可是什么时候钓什么鱼，钓多少，用什么方法，甚至什么鱼用什么鱼钩，多大尺寸都有严格的规定，在中国，凡是能捞得着的，鱼爷爷鱼孙子都一网打尽。中国除了思想不自由，什么都比西方自由——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制度”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是就“包容”而言，中国人总体上是不善包容的。其实从胡适把“tolerance”译成“容忍”就可见一斑。“忍”是中国文化的高境界，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中国人更需要“容”，包容是一种宽大的胸怀，更是一种自信的力量。我们要学会更多的包容。

   当然，任何人写作都很难不把自己的潜意识表达出来，胡适的文字也反映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对胡适身平有所了解的朋友不难看出，胡适之所以提倡“容忍”，其实是他这一辈子的命运正是在不断地“忍”着两个女人——母亲和妻子。面对江冬秀的菜刀，胆小怯弱的胡大文人不“忍”怎么能活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