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王妃让那些守候在伦敦的新闻记者苦苦等了三个星期，全世界眼巴巴盼了二十多天，终于于7月22日下午4点多生了个大胖小子。

    这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刚落地就成了超级明星，推特上关于他的评论每分钟出现两万多条。英国民众欢呼雀跃，载歌载舞，为小王子的诞生而欢呼，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各国政要纷纷发表声明，祝贺新王子诞生。世界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加以报道，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鸣炮21响，以最隆重的礼仪欢迎小王子的诞生。美国福克斯新闻评论指出，世界上出现了“小王子热”，英国王室的支持度甚至超过了奥巴马。

   英国王室并没有什么实权，为什么还如此吸引眼球？在全世界享有如此高的威望？有电视评论认为，因为这是一个崇拜名人的时代。富而且贵当然是人们的向往，英国王室拥有一切：优厚的年金，优雅的举止，高雅的谈吐。但英国皇室享有崇高声望和他们自身的所作作为是分不开的。虽然王室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丑闻，但瑕不掩瑜，王室成员上上下下都严于律己，非常注重个人形象，他们以自身高尚的德行为世人做出了榜样。

   在关键的历史转折关头，英国王室总是顺应民意，做出让步和妥协，而不是诉诸武力。王室和贵族总是能在彼此宽容和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既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利益，也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因此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在这些交易中，王室的让步和妥协至关重要，避免了流血革命，形成权力制衡的政治游戏规则，奠定了法治与契约传统。

   英国也有革命，但不是你死我活的流血革命，而是代价最低的“光荣革命”。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后，通过一系列立法，专制王权一步步受到限制，议会权力逐渐超过王权，最终实现了国王“统而不治”的目标。国王名义上仍是世袭国家元首、联合王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国教的世袭领袖，有权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级法官和各属地的总督，拥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批准和公布法律，统帅军队、宣战和媾和等权力。但法律赋予英王的权力，实际上都是通过议会和内阁去行使，王权的存在只是国家的象征。英国王室在让渡政治权力方面为世界专制君主做出了好榜样。

   如果把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较，便可能看出孰优孰劣。法国大革命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经历了五年的血雨腥风。伯克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中尖锐地指出，启蒙运动通过对人的简单抽象的概念，提出了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秩序的乌托邦要求，最终却把法国引向了一场灾难。它把人的虚妄称为理智，把人类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智慧，如宗教、传统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联系通通抛弃，而代之以一些抽象口号，结果导致了不信上帝的人们互相屠杀。因此，伯克回答了当时困惑著人们的一个普遍的问题: 即一大群本来追求光明与理想的人们为什么会在转瞬之间变得如此冷酷无情？法国大革命大大延缓了法国民主体制的建立， 法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动荡才最终确立民主体制。而法国大革命催生了美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其历史作用更是消极的。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借汝而行！阶级仇杀撕裂了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伤痕，久久难以愈合，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品尝革命的苦果。

   遵守契约规则是实行宪政的前提。英国王室和贵族在几个世纪前就为世人树立了好榜样。他们守信，重然诺，讲规矩，在使自己的权力受到约束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人身得到了保护。

   一百年前，中国人也做过和当年英国人一样的宪政梦。1908年，大清帝国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计划实行宪政。但由于接踵而来的革命和战争，使这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百年中国宪政所走过的道路异常崎岖坎坷，两度“共和”，先后颁布过十几部宪法，可是从未得到过真正实施。更为可悲的是，1949年之后，新的专制主义大行其道，中国人的宪政梦想彻底破灭，重新回到原点，直到今天。

   中国的宪政之路为何如此艰难？民国时期著名的政论家张东荪认为，这和政治家的个人素质有很大关系。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他指出，“任何好主义，好团体，只要有流氓无赖钻进去，取得地位，就会把事情完全弄坏了”。宪政的实质在于限政，要求政客必须遵守规则，接受限制，而中国政客的特点恰恰在于不守规则，流氓成性。

   有人指出，中国现代史上毛和蒋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两大流氓之间的斗争。其中一位是讲帮规的注册流氓，另一位则是不注册的无法无天的流氓，最后结果是讲规则的流氓败给了不讲规则的流氓。这位不讲规则的流氓不仅把他的流氓习气传染给了整个团体，而且荼毒了整个国家。中国人不守规矩举世闻名。而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在这样的国度里实行民主宪政，其难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