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12日）据说是“牵手节”，国内登记结婚的人数众多。不知曾几何时，同胞们也开始庆祝本土的“情人节”了，就是阴历七月初七，古人乞巧的“七夕”。不过，究其根源，中国的情人节纪念的不是罗密欧朱丽叶、也不是梁山伯祝英台，而是被西王母棒打鸳鸯的牛郎织女。 罔顾家族利益或者门第高下、一时冲动的年少轻狂式爱情，美则美矣，悲则悲矣，似乎终究不如“你耕田来我织布”，相濡以沫，儿孙满堂的婚姻生活更适合中国国情与大众口味。

由此想到今年暑假回国，我去北京参加的“权利与多元：第三届性研究国际学术研论会”。这个会议由人民大学性文化研究所和福特基金会赞助，每两年召开一次。 我每次参加都大长见识，收获极大。一来，因为它偏重于社会科学和实际工作，我由此结识了不少平常无缘见面、在国内各地从事具体工作的实践家和社科方面的专家。二来，会议信息丰富，视角多样，为我这样常住国外的人提供了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最新最翔实的资料。

大会最后一天，会议东道主、人大的P教授发布了一个前瞻性的研究，尤为发人深省。他提出，中国社会已经从由生殖决定性，婚姻决定性，到了“爱情”决定性的时代。中国人（特别是女人）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是性、爱、婚的完美结合，现实中却是三者的分离：他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男人一年中有多个性伴侣的比例超过50％。而且许多“出轨行为”都以“爱情”为借口。

如P所说，中国古代夫妻讲“恩爱”，先有恩，再有爱。我的理解，“一日夫妻百日恩”的基础，不光是孔孟之道、“夫为妻纲”之类的精英、道德话语，其实还有经济方面的实际考虑。“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女性对于生存的物质条件的期待。而男性的“光棍苦，光棍苦 ，年纪二十五，衣裳破了无人补”，也反映了他们对配偶在家务劳动方面的要求。婚姻是用法律、道德或者公众认可的其他形式将特定的经济关系合法化、合理化。传统伦理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支撑古代夫妻关系的官方理论实际就是：既然签署了经济合同，就得照章办事，诚信敬业，要对衣食父母讲“恩义”。

二十世纪初，浪漫张扬的情爱理念和行为方式西风东渐，强调爱情的至高无上、充满激情，鼓励大家在追求浪漫爱情中体现个性主义、实现个人价值。这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框架和大家族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社会资料、文学作品中到处充斥着代沟、父权和青年冲突的个案，简单说来还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精神诉求和物质基础的矛盾、个人欲望和社会义务的冲突。

如今已是二十一世纪的后现代情境，校园爱情的各种夸张表现层出不穷，而离婚率、单身率也在逐年上升。我是主张社会多元发展的，并不相信女人的最好归宿和唯一出路就是婚姻和家庭。可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未必是对婚姻的贬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爱情”的“曝光”。

生活需要妥协，婚姻尤其如此。热恋时或可吟风弄月，不食人间烟火，结了婚大多数人就得柴米油盐，应对无穷琐碎的生活细节。而且，两人生活在一起，总有差异龃龉，若要长相厮守，还须“忍气吞声”，彼此让步。说到底，成功的现代婚姻不是完成了从“爱情”到“恩情”的和平演变，就是最终从“恩情”中萌生出了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