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纽约做报告纯粹是因为朋友的一力促成。我是没有商业头脑的人，平时做梦也没想过要通过写书赚得盆尖钵满什么的，毕竟我写的不是畅销书。可是家在纽约的这两位朋友却非常热心。他们夫妇一位是人权律师，另一位是工会运动的组织者，在纽约中国城都是乐于助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活跃人物，人脉甚广。象这次，朋友中的太太与中国城的华人博物馆（MOCA）联系，听说了他们三月的活动主要是介绍华裔女性的成就。而我的新书正是讨论二十世纪初期一所教会女大在文化、性别、阶层、种族等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交错中如何生存和发展的。更吸引他们的，是因为在讨论抗战时期这所女校迁徙到内地的章节中，我重点介绍了一个美籍华人女性、也是朋友中的先生R的姑妈回到中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执教该校的往事。

因为三月我本来也要去费城开会，所以讨论安排好时间、地点，订好机票之后，纽约之行就算说定了。接下来当然是朋友夫妇俩负责安排一切事宜，打了很多电话宣传。我的书本来就是偏于小众，书中说到的女性大多不是已经作古，就是年迈体衰，很难要求她们在晚上出门来参加我的这个报告讨论会。另外，纽约的华人博物馆通常致力于招徕年轻人，通过网络互动等形式造势，我的这个报告看起来更是有些另类。可能出于这些考虑，朋友来机场接我的时候，就给我打预防针，说观众可能不会太多。有一阵博物馆的人为此极为担忧，因为网上说要来的只有七八个人。这对我倒不算什么。我告诉她，我习惯于小班教学，人少更容易深入讨论。

飞机到纽约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半，出了机场，艳阳高照。虽然四周车水马龙，各位司机又都是典型的“侵略性”驾驶，完全不是我所居住的小镇上大家“温良恭俭让”的风格，不免让人心惊胆战，但总体心情还是愉快的。纽约的天气显然较为温暖，一路走去，看得到怒放的金黄色水仙（daffodils）、舒展的迎春花、打苞的紫红色玉兰（或者是木兰？），和嫩绿的依依垂柳。

纽约的华人博物馆是著名华裔建筑师林瑛 （Maya Lin）设计的，集简约优雅的现代风格和宽敞、采光良好的便利条件于一体。我虽然没有时间仔细品味，但惊鸿一瞥，已足以惊艳。我讲话的房间里早就摆好了二三十张靠背椅，门边的长条桌上放着点心和饮料。6：30前后，大家陆陆续续进来了。我一看，椅子基本坐满了，可见出席率并不坏。正对着我的讲坛，又有两三个摄像机早就架好。我知道其中一个是博物馆自己录制资料，另两个想来是中国城针对华人的媒体。

我的讲话差不多一小时，其中也包括一段10分钟的小电影，是当年拍摄的、关于抗战和战后“复员”时期女大情况的纪录片。 因为事先无法预料观众到底是什么背景，我的讲话当然力求通俗和有趣，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报告。观众的反应却令人感激。有些人的母亲或其他亲属曾经是校友，有些人对于那一段时期的历史感兴趣，在我讲话以前就有人来打听其他教会学校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母亲曾经是校友。在我讲完话之后，他们又争先恐后地分享自己家人当年的经历，会后又来请求我帮着找找他们家人更多的资料。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遇见这些活生生的人，感受到他们真实的亲情。

最后又有某家电视台采访了几分钟。后来朋友告诉我说，晚上来录像的媒体中，有一家其实是宣传法轮功的，让我大吃一惊。不过，他们说，采访我的倒是当地正经的华文电视台，记者过去在纽约大学做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