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家庭近日起诉某医院终止对他们得了新冠的残疾亲人的治疗，导致他的生命提前终止。这位残疾人因脑梗造成瘫痪、失明，几年来进出急诊室、医院、护理院、家庭，家人为他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疫情一来，他又不幸中招，戴着呼吸器，奄奄一息。医生告诉家属，病人这样“毫无生活质量”，建议放弃积极治疗，转为善终服务。两天后，病人在临终安养病房与世长辞。

疫情带来美国医疗资源紧张，医生大概还自以为此举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节约了公共资源，不仅是出于“人道”对待临终病人的考虑。病人的遗孀却说，即便历尽磨难，病情危重，病人在呼吸器面罩下每天与妻儿聊天，积极参与亲人的生活，而且他之前患上肺炎也生存下来了。这次凭啥不给治疗，让他等死？

对待疾病、死亡该作出理性还是感性的判断，对他人或自己生命的终止如何处置最好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这个案例中，医生将个人对“生活质量”的定义与追求强加于人显然是有问题的。身处逆境，百般艰辛，自己却不以为苦，活得有滋有味，旁人就无权横加干涉。“站着说话不腰疼”，以健康人的傲慢来揣测、否定残疾、病患、衰老者生命的意义就更要不得了。

疫情造成了美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因为以往可以暧昧两可、含混过关的情境，当下却要被迫做出明确选择。其实，普通人的生死悲欢中牵涉的伦理道德之争始终都有。这个官司结果如何还要拭目以待，但新冠时期，类似事情想必只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