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莫言。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各大媒体头条报道，专家学者第一时间点评、回应。高兴者有之，意外者更多。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早就说过，如果让他来选，莫言理当获此殊荣。但国外的博彩网之前普遍认为这次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胜算更大。也许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评选委员会一贯喜欢故弄玄虚，宣布结果前总要制造悬念，让外界无法确定最终花落谁家。

一百年来，同胞们时常纠结：“为什么中国作家得不到诺贝尔奖？”如今的问题却换成了：“为什么莫言能够获奖”？

诺贝尔奖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曾说过，文学奖要颁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 direction”）。可瑞典语中 idealisk 有“理想的”或“理想主义的”两个意思。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以来，因为对该词的诠释不同还引发了不少争议。二十世纪早期，评委会就字论字，偏重直译，结果错过了许多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近年来，他们对这个词的释义有所放宽，一般推崇那些“作品拥有长久文学价值，同时又在某个重要层面上宣传理想，特别是广义的人权”的作品。姑且不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倾向是否太浓，但毋庸置疑，这个奖项和所有的大奖一样，其实更多反映了评委会的爱憎和判断标准。

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宣布结果时的官方措辞是：“莫言混用幻想、现实、历史和社会的各种视角，创造了让人联想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复杂世界，但同时他的作品也和中国的古老（old）文学和口述（oral）文学的传统有别”。

莫言本人推想获奖原因时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 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 群的局限”。

他的同行苏童、龙应台等人评论，“实至名归”，“乡土的最国际”。新浪网的评论家、文化学者张颐武则表示，“莫言获奖也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

网上的帖子，除了出来和莫言攀亲道故，说自己是他族中兄弟的，另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是：评奖委员会看的是英文版本吗？他们怎么评判？

本届文学奖的评委都是精通四五国外文的饱学之士，包括一位汉学家，瑞典的马悦然 (Goran Malmqvist，1924-)。他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 ）的学生，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去年，马悦然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中国作家应该更自信，挖掘更多自己的内在力量，而不应太看重国外的标准。

但好的作品还要遇到好的翻译。莫言作品的英译本，大多出自美国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之手。葛氏过去是科罗拉多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提前退休陪夫人去了美国名校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工作，目前在那里担任研究教授。除了在美国创建 《现代中国文学》杂志（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他最为人所知的成就就是对莫言作品长达二十年的翻译和出版。以下是英汉对照的清单：

1993：Red Sorghum（《红高粱家族》）

1995：The Garlic Ballads　（《天堂蒜苔之歌》）

1996：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丰乳肥臀》）

2001：The Republic of Wine （《酒国》）

2001：Shifu,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 （ 《师傅越来越幽默》）

2006：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生死疲劳》）

 2013年据说还要出版他翻译的Sandalwood Death（《檀香刑》）。

我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用的课本都是葛氏出品。美国学生觉得莫言作品中的人物“疯狂”神奇，情节魔幻眩目，讨论起来津津有味，比起鲁迅的沉郁，巴金的直白，郁达夫的感伤，或丁玲早期作品的“小资”，《红高粱》更能调动他们的想象，激发他们的热情。当然，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在国外家喻户晓，对学生的接受大有影响，莫言作品本身的意象和象征也别有一功。但他们阅读英文文本， 中文语言的微妙之处难免“失落于翻译之中”，这就需要借助译者的弥补了。美国当代大学生能够和莫言作品发生共鸣，可见葛氏的翻译贴近美国人的审美情趣，引人入胜。我印象最深的另一桩轶事，是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苔之歌》时，觉得原著结尾太过悲观，不合美国人的口味，和作者莫言沟通之后，居然说服对方修改， 小说用英文发表时因此以另一面貌出现。翻译做到这个地步，也可称得上是“权柄风光”了。

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素无研究，对得奖者的作品也没有都读过，这次提到的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却略有涉及。莫言的作品在不通中文的外国人看来，可能就和我看福克纳与马尔克斯一样，充满了“异国情调”。虽说一个写美国南方，另一个写拉美，这两位前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和莫言的真有共通之处：颠覆常理，骚动不安，充满张力，震撼人心。不过，“乡土”之所以能成为“国际”，不光因为作品“超越了地区、种族、族 群的局限”，代表了普世价值，更因为翻译翻云覆雨，让原来的文本超越语言的局限而扣人心弦，发人深省。

那么读者获得的究竟是原著的微言大义，还是翻译者的独特诠释呢？这点我倒也不担心。根据阐释学的说法，读者接受的作品涵义本就是不同的视角和认知碰撞、融合的结果，最终解释权不在作者，也不在译者。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位读者都自有本人独特的“翻译”框架和套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需，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