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大会有几个发言很有意思。有两篇文章谈的都是梨园男风的意义在民国初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生变化。比方说,过去士人与唱京戏的优伶交往,并为他们写“花谱”-类似于青楼女子的排行榜,被认为是一件非常风雅浪漫的事。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对这种风气的批评,也转而对此展开了猛烈抨击。一位发言者觉得当时政府部门的干预多半针对优伶本身,而不是批评那些与他们有狎亵交的上层社会人物。另一位则认为知识分子把这种亚文化作为弱国弱民的征兆来批评,本身是出于一种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焦虑感。他们在小说中常常把男男关系“去性化”
(desexualization),即不涉及性欲的描写,如老舍的《兔》;或“异性化”(heterosexualization),即,把这些优伶都塑造成“正常”的异性恋者,如《秋海棠》。而他们的批评基本都是出于对女性的蔑视: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关系把男性优伶女性化,把优伶当成妓女来对待。当然,两人都谈到最近上映的电影《梅兰芳》,并对其中涉及的“私寓”-或者说是一种由戏班主自己私下成立的,由他们的弟子组成的,较高级的“相姑馆-都有所评价。
与以上两位较重视对话语方式的分析,理论性较强的论文相比,一位在东北从事实际工作的发言者谈到了那里男性性工作者的经历。这些都是我前所未闻的知识,对我和其他与会者的观念大概都是很大的冲击。因为他的报告不但揭示了性需求的多样性,也把这些性工作者作为值得同情的正常人来描绘。我看了一下以后两天的议程,估计还会有更多震撼人心的报告出现,值得期待。
对了,忘了说,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性与社会发展”,由福特基金会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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