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然而它在知识分子心中留下的记忆，“触及灵魂”，永不磨灭。 回眸往事，痛定思痛，他们也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和笔法追忆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本文所讨论的，就是其中三部大家所著的代表作：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陈白尘的《云梦断忆》。

季羡林是精通十二国语言、博古通今的学问大家，多年来浸淫印度佛教文化，潜心东方学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独树一帜的专家。他对“文革”的回顾也别有会心。

季羡林对十年浩劫的评语是：“‘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但丁笔下的西方地狱“太简单，太幼稚，太没有水平”；而印度地狱虽“博大精深”，刀山火海、油锅大锯、牛头马面应有尽有，可只能触及肉体。而“文革”中武斗文攻兼备，肉刑之外另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触及灵魂”的措施，让知识分子深受屈辱、忧惧、悲恸情绪的折磨，上天入地，无所遁形。

1966年，季羡林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担任教授、系领导，有半年时间幸免于难。可是，两个“及门弟子”告发他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深文周纳表示不满，又同情遭批斗的“三家村”成员邓拓。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被“揪出来”，抄家、批斗、劳改。最初受到诬陷、辱骂时，季氏失眠、疑虑，甚至为了逃脱这种“非人的生活”仔细地设计了方案，打算去圆明园吞服安眠药自杀。但接下来的狂风暴雨超越了他肉体、精神的极限，反倒让他犟劲大作，激发了求生的意志。

逃避无门、无法变成“一只王八”、“一只小鸟”远走高飞时，他在“牛棚”这个“十八层地狱”中挣扎求生。大批斗时坐“喷气式”，被拳打脚踢，“唾面自干”是家常便饭。每日另有晚间训话，“成为北大最著名的最有看头的景观，简直可以同英国的白金汉宫前每天御林军换岗的仪式媲美”，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在劳改大院墙外“鉴赏”的观众。因为身心饱受折磨，他睾丸发炎，肿大如球，不良于行。但他叉着双腿，半爬半走花了两小时到达乡间医院后，却因为黑帮身份，医生不予治理，他只能又爬回劳改大院，自生自灭。

季羡林生活费菲薄，整日饥肠辘辘，偶尔捡到几块发霉的馒头干也如获至宝，偷偷背着监改人员囫囵吞下。因为有一次捡到几个硬币，他从此走路总低着头，希望再有收获，甚至厕所也成为他“最喜爱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地面上“钢蹦儿”最多。后来终于“被解放”，出了牛棚，他却仿佛得了“老年痴呆症”，进商店买东西嗫嚅难言，趑趄不前，自觉已“异化为非人”了。

完全失去羞恶之心的“堕落心理”，让作者回忆起来不寒而栗，但他当年并不以为非。他的结论是，“革命小将的折磨论”只能让人堕落，不能让灵魂升华。可是，季氏平生著译八百万字，百分之七八十是“文革”后的成果。如果当年“自绝于人民”，他也就不会有日后的功业。纵然是“士可杀，亦可辱”，季氏的“忍辱偷生”也自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