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山寺藏经楼，共藏七部藏经，一部丛书集成（缺本），还有其他通典之书甚多。七部藏经中：

 

第一部是影印宋碛砂藏，这是一九三四年时，常住化五百元钱请的。碛砂的意思，我在先说过。至于碛砂藏的刊刻年月，据有题记可考者，谓自南宋理宗绍定四年（一二三一），迄元英宗至治二年止（一三二二）；一说在宝庆初年创刊，苏州延圣院大藏经局主办。碛砂藏完成在元藏之后，故其后刊部分，有依据元藏处。此藏本来久已失散，近年来朱子桥到陕西去放赈，在陕西开元、卧龙、两寺发现，（存十分之八）回上海后发起影印（五百部）。一九三二年，我从西安回上海时所带藏经版，就是影印碛砂藏的。原藏共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影印时合订五百九十一册。

 

第二部是清龙藏，折本（亦称梵夹本），这是清世宗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敕刊于北京，至高宗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始完成的。在那篇御制序里说：‘北藏版本讹舛，因重校刊。’据此可知清龙藏是以明北藏为底本的。龙藏共七一八函，七一六八卷，一六六二部。原来按千字文编号始于天，终于机，应是七百二十四函，乾隆年间（？）撤去六函，（何故撤去不详。）现只剩七百十八函。又清德宗时，西太后娘家之父亲故去，请北京某观老道诵经百天，太后赏钜额银两；老道坚拒不收，极请太后下旨，将龙藏中有关僧道斗法老道现丑的事，经版悉数销毁。太后以事关国家先皇帝事，初不允，老道陈词力请，不然历代相传，丑辱永无遗忘。太后乃商之各部大臣，异论纷纷，后诸臣知太后已心许之，不敢违逆，遂将该经版抽出销毁。（若干数目尚待查）所以在龙藏中有关老道丢脸的事，再不多见了。

 

第三部是流通本百纳藏（亦称杂藏），这是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杨仁山于金陵发起刻经时，集合北京、天津、金陵、江北、扬州、毗陵、苏州、杭州、诸刻经处之刻本而成，故称为百纳藏，较龙藏缺经部十八种，论部二十九种，版式大小不一。

 

第四部是影印日本□字续藏，一九四二年我在北京请来的。续藏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一九0五）由日本藏经院印行，至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完成。日本另有一部□字正藏，是明治三十五年（一九0二）京都藏经书院，以僧忍澄校订之黄檗藏，用四号活字印行，至明治三十八年完成。忍澄以黄檗本全依径山藏，文义逊于丽藏，乃集名德，以黄檗藏与建仁寺所存高丽藏对校，改从丽藏。

互异处以圈为记（对丽藏之题记、音释、皆保存。）惜编次仍依黄檗本，故对丽藏特有典籍多未收入。□字续藏，就是搜罗□字正藏中未收的；并且把中国的嘉兴续藏又续藏的一部分；及其他一切久已散失的单行本，都编在里面，共一五零套，七五零册，一七五六部，七一四四卷。版式每半页分上下栏，每栏十八行，各栏上方，留校记地位，方册本，每行二十字。（一九二三年，上海涵芬楼影印续藏经本，略为缩小。）

 

第五部是频伽藏，常住出资，经易如手在济南请来的。频伽藏是依弘教藏本，参以径山藏、龙藏、及单行刻本、删去校）勘记而成的。清宣统元年（一九0九），上海频伽精舍，始用活字版排印，至一九一三年完成。共四十函，四百一十四册，一千九百一十六部，八千四百一十六卷。每半页，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字，方册本。

 

第六、七、两部是日本大正新修大藏，一部全藏是周家（周志辅、周志俊、周叔迦、）为作功德；和龙藏、百纳藏、一块赠送的。另一部大正藏，（只有显藏没有密藏，算半部，但足够应用。）是日本福田居士赠送的。大正藏是日本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高楠顺次郎博士等发起，十三年创刊，至昭和七年（一九三一）编印完成。所收异本最富，丽、宋、元、明、四藏之外，并对校圣语藏本、宫本、敦煌本、写本、古佚本、以及各种流通本。后十三函为续编，多收日本著述。共八五函，三0五三部，一一九七零卷，八0六三四页，每页分上中下三栏，每栏二九行，每行约一七字，方册本。在现代藏经中，当以大正藏为最精审，最丰富！

 

中国刊印大藏经，创始于北宋开宝时的蜀刻，宋以前的佛经刻本，都是单行本，其他或写在纸上的；或刻在石上的，早就有了。

 

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00），甘肃敦煌县鸣沙石室中，发现大量古代写经。当时被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运走了不少，剩下来的残卷，由北京图书馆保存起来，也有数百种。计写本中，上自西晋元康（二九一—二九九，）下及宋代太平兴国（九七六—九八四）所得历代写本很多。另有河北省房山县，云居石室中的刻经，是隋朝大业年间（六0五—六一七），僧智苑法师发心创立的；为防法灭，凿岩为室，磨壁刻经；又将方石块，各面磨刻，每一室满，以石塞门，熔铁封锢，这种艰巨工作，直到唐贞观十三年，（六三九）智公入寂时，已满七室。智公亲身，勤苦经营，凡三十四载，直到其入灭为止，所谓‘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厥志至足钦佩！此后师资相承，凡历五代，刻完了华严、涅槃、宝积、般若、四大部之一半。辽代时，在王室倡导下，完成了大乘四大部，又续刻其他佛经八十四部；并在云居寺西南，造十一层砖塔，下面也埋藏了无数的石经。古人为防法灭，刻石经埋藏于地下，较诸近代刻木版，乃至活字排印，困难奚止百倍！

 

中国历代所刻的藏经，到现在为止，只有龙藏版片尚存（在北京柏林寺），其余都损坏不见了。藏经的印本，除明之南北藏、嘉兴藏、与清之龙藏外，其他也都残缺不全了。自清龙藏刊布后，百纳藏，不过是各处流通本的大杂会；频伽藏只是依弘教藏而删去校勘记的。入民国以来，虽已三十几年，但还没有一部新修的像样的大藏经，仅做了点影印现成的工作—如影印□字续藏和碛砂藏，—虽然有民国增修大藏经会的成立，（会址上海吉安路法藏寺内）可是限于三方面的缺乏：一者能修的人才；二者所修的法材；三者所需的资财；尤其感于后者一方面的缺乏！没有热诚的外护，延迟到现在，还没有见出什么成效来，这是国人应深引以为憾的！

一般人的错误心理，以为世局不太平，哪还有闲工夫来过问修藏经的事，其实不然，如果人们对历代国势安危和佛教的关系，稍一留意的话，就知道佛法对世道人心的潜在力量是如何重要了！例如印度，在阿育王时代，佛法最兴盛，而国运亦最强盛！到了近代，印度佛法衰微到了极点，出家人没有了，国运也随著完了。

日本人素来都很信佛，佛法兴隆之际，也就是国势鼎盛之时；高丽曾先后两次受契丹与蒙古侵袭，藉显宗、高宗、先后发愿刻藏的感应，而国祚得以保全。以后高丽人都不信佛了，国运亦慢慢趋于灭亡了。其他如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只要有佛教存在的，人民很少遭到大的灾劫；佛法兴盛，而国运亦随著兴盛。

拿我们中国来说，唐朝的译业兴隆，佛法兴盛，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可是唐朝的国势人文亦最强，也是中华民族的鼎盛时代！自唐以后，历代国势的盛衰；几与佛教的盛衰成了正比例；如唐武宗破佛，不久唐朝即灭；周世宗再灭法，五代之局遂终；宋太祖极尊法宝，国家元气渐复；元、明、诸帝，多知维护佛法，国运亦尚可观；清初推崇佛法，国威颇盛，这是历史上刻藏保国最显明的例子。佛教盛，则天下治，佛教衰，则天下乱，我国自唐宋以来，无不皆然，推之国外，亦莫不然。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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