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君主继承了希腊-罗马传统。

他们未必喜欢本国的新兴思想家，但是也没有搞中国的文字狱。说到底，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的故事，统治者不喜欢他，让他自杀，结果成就他的名声，成为一个伟大的殉道者。并且，统治者治死这样一个哲人也丝毫挽救不了雅典。所以，一个君主何必鼠目寸光对自己时代的进步思想家大开杀戒呢？因此，德国人不喜欢马克思，就让他走人去英国。法国不太喜欢伏尔泰，他到普鲁士去跟菲特烈大帝作诗饮酒好了。

非但如此，尽管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是，仍然有众多贤君明主身体力行，拜当代最优秀哲学家为师，亚历山大的老师是亚理斯多德，甚至古罗马的暴君尼鲁的老师是Seneca。固然，是他们的父母请来这样的老师。尼鲁不成器，杀师杀母，那时的古罗马不成器。

普鲁士的大公(Duke)Albert奉马丁路德为座上宾，他成立了Königsberg大学，请马丁路德的朋友来领导这所大学，两百年以后这所大学造就了康德。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毫无疑问，同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们交流，有助于了解世界，在复杂多变的时代做出适宜的政治军事外交选择。

相对而言，只是相信古人祖宗的一家之言，这种君主本身就是老态龙钟随时可能被淘汰的恐龙。

欧洲中世纪势利强大的王国，其贵族的能力和影响是中国贵族无法项背的。比如说英国14世纪初的爱德华二世可能是一个同性恋，先后两度过分宠爱两个贵族，也给了他们不少好处，引起其他贵族不满，就把这两个贵族杀掉了，也废除了爱德华的王位，由其儿子即爱德华三世继位，王后和其他贵族为了防止二世复辟，更把他暗杀了。当然没有什么宫庭内斗值得赞美的，但是这总比中国皇帝伙同宠臣太监们陷害忠良好多了，不要忘记，中国皇帝陷害人通常是满门抄斩，斩得多了，最后皇宫里只能剩下一些战战兢兢胆小如鼠的小人。爱德华三世，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毫无疑问是一代枭雄。

由此可见，贤君求贤若渴，能臣主动推动腐败的最高政权变化，都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中国没有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不是种族问题，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们思想僵化愚蠢而不自知，人们满足于知道自己祖先那一丁半点老古董，对世界思想和文化不了解又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