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彪

一

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东德的文章，大意是，在柏林墙推倒之后，曾对一些士兵进行了审判，其中一个士兵因为枪杀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人士而被判有罪。原文找不到了，记得审判官说的的大意是，作为一个士兵，执行上级的指示并没有错，但是，法律之上，还有良知。你可以开枪，这是你的职责，但是，你可以将枪抬高一厘米，打不准他，这不是错，而是你的良知。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也有非常多同样的情况，事后会得到审判吗？在中国，会有士兵肯在举枪的时候，将准星抬高一厘米吗？在中国，如果有了这样的不愿抬高枪杆的士兵，事后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

我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后，得出的结论是，三个都不会——我们的士兵不会有良心的不安，他们在瞄准时也不会抬高准星，他们的这些践踏良知的行为更不会受到审判。

得出这一结论，让自己非常沮丧。

但是，我清楚，这是中国的现实——我们的所有理想大厦，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土地之上。

二

这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中国还会发生文革吗？如果发生，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一件是：我八十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有一段思想解放的美好时光。这时候，开一个本地文艺家的座谈会，来者都是本地最聪明的人，都在各个专业上有成就有地位者，会上，他们慷慨激昂，欢呼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革除旧习，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来引领时代。我是会议的记录者，所以，他们的精辟言论，都记下了。但是，时隔不久，风向180度转弯，按照上面的指令，要开会肃清流毒。于是，同一拨人，又在同一个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几乎大家都坐原样的位置，我依然是记录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同样这批人，却能讲与上次意思完全相反的话，而且同样表现出慷慨激昂、出自肺腑。这些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可都是社会精英啊。他们会上所说，同上次发言，观点完全相反，却是同一个思想敏捷、神志健全的成年人。会后，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道义上的不适，照样谈笑风生，照样饮酒吹牛。

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孔子老先生的话是多么苍凉与无奈：“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悲乎！

另一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上面号召在全国县处级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组建了巡视组，指导开展工作。我被抽调去从事这项工作，当了副组长，巡视9个行政单位。组长是一个老同志，身体非常好，冬天仍然坚持洗冷水澡。巡视组的工作，是听班子成员一一汇报，让他们对所有班子成员作出评价，查问题找原因，如实反映。然后找他们单位的相关人员核实，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上级。几个单位听下来，让我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一是各个单位里，看似风平浪静，却都是杀机重重：班子成员之间，正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下级之间，真是一个个都是乌眼鸡，恨不得将对方吃了。相互揭发之狠，上纲上线之高，相互都恨不能将对方致于死地，让我大开眼界。而我们的组长，因为经历过文革洗礼，对这一套非常熟悉，安之若素，在私下和我的交流中，颇有可以大干一番的豪情，让我有点发憷。后来，我因另有任务，提前离开了巡视组。幸亏后来上面没有将这一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不了了之，否则，后果还真难以逆料呢——至少我相信，如果继续下去，开批斗会将充满火药味，而且马上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人，也不在少数。而现在的战斗，再也不会象文革那样“文斗”了，只有武斗，只会更狠，更斩草除根。

三

现在的中国，文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情况，事实上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官民对立比当年严重，贫富不均比当年更加加剧，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低到没有多少人相信政府的承诺和所有的辩解的地步，流动人口或失业者比当年更加众多，民意中的暴戾之气也比当年旺盛。这几年，我们社会上发生文革的气氛根本没有消除，而是越积越多。官场上，只要看看各地对唱红歌的趋之若鹜，就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社会上，只要看看网络上有多少暴力语言，就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

四

一个社会，起关键作用的，是三种人：官员（有权）、知识分子（有智）、商人（有钱）。

官员中，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的人，在权利面对，未必会反对文革。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因为对文革的不了解，常常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我在八九十年代的经历，让我相信，一旦文革发动起来，官员中积极参与的，至少占半数以上。而知识分子，更让人心寒，大多是骑墙派，几乎绝大多数都会“积极参加”。

对文革，知识分子里，除了巴金、冰心等老作家作过真心的忏悔，更多的，都是以无辜者的面孔出现。我所知者，浩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功臣，刘绍棠则认为挨打是应该。哪怕如梁晓声这样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也在为文革中知青运动高呼“青春无悔”。原来以为张艺谋是一个有点国际视野有点良知艺术家，不料，作品每况愈下，也不过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不过，想想居然有100个知名的作家，能堂而皇之地为那篇扼杀艺术的讲话做帮闲，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可都是中国作家的主流，都是当朝当红的精英人士！“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喜乎？悲乎？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大艺术家们。齐白石、徐悲鸿运气好，去世早。除了林风眠先生，其他的大师如李可染、傅抱石、黄胄、石鲁、黎雄才、关山月……哪一个不是在饿殍遍野的时候、在一片哀鸿中讴歌盛世的？真是“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如果说，在当时强作欢颜还情有可原，那么，等到文革结束，他们中有谁曾对自己的颂圣行为忏悔呢？可有谁曾想将功补过再作《三年大饥荒》、《饿殍万里图》、《文革武斗惨状图》呢？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听说过。他们都说自己是受害人。

商人呢？只要不要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愿去理会法治还是人治的，在当下，谁不知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头上弄个红顶戴戴？巴结官员都来不及呢。只是聪明一点的有钱人，早就办好外国护照了，是法律上的外国了，但是，人还在，心还在，依旧在赚中国人的钱。他们当然怕文革，但是，他们有了后路，也就无所谓了。

五

我们离上一场文革有多远？

从时间上说，如果从开始的1966年算起，有46年，如果从结束的1978年算，也有30多年了，但是，文革的思想思维依然，我们并没有清算过，从社会文化上说，我们还没有走出文革。看看现在到处依然红歌嘹亮的场面，就不会觉得奇怪。我以为，我们全社会离上一场文革的心理距离，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如果要发生文革，只要中央有一声号令即可做到。上一场文革，从《人民日报》发社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全面发动，因为传播问题，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现在传媒发达了，只要领导人在中央台作个直播讲话，全国所有的省市县电视、广播电台都会同步直播，全国除了港澳台就可以实现全覆盖。讲话一般为30分钟。我估计，待讲话一结束，不用号召，肯定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从开始讲话，到全面发动，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当然，发出这样的号召完全不必用文革的词句，但可用文革之精神，即以一个神圣的名义，从内部寻找敌人，挑起国民的内斗，统治者从中渔利：如惩治卖国贼一个不留，如消灭贪官腐吏绝不手软，如打倒不法奸商大快人心，如为富不仁天理难容，如破坏环境天诛地灭，如误人子弟教师可杀、医生害人不打如何平民愤……不论提出哪一条，都足以点燃全体民众心中的怒火，都足以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真理在手，只待缚住苍龙矣！

六

当然，这一小时里，会有少数人抵制。但是，只要是上面有“诏书”，有“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到处都是，这些敢于抵制的少数人（不会超过1%）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在24小时里就消失了。企望有能够抬高一厘米准星的人吗？对不起，据我所知，没有。如果有，可能已经被同伴打死了。

这一小时过后的23小时里，全国会进入狂欢状态。那一套原先熟悉的状态，会瞬息之间复苏。红歌、红海洋会马上出现，口号声、枪炮声、呼救声会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会陷于一片血海之中。

文革的实质是什么？是无法无天，是践踏法律。而现在，法治精神又有多少呢？

七

现在是多事之秋。东边钓鱼岛事件，南边黄岩岛纠纷，西边有疆独藏独，北边有青皮光棍玩大炮仗。外患之大，莫过于莫明其妙的总与北极熊结盟，莫过于匪夷所思地总与山姆大叔为敌。

但是，但是，同要发生文革的内忧相比，我以为这些外患都不过是疥癣之疾。

我不知道文革隐患能否会在二三十年内消除。

我不乐观。

因为，一小时的时间，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可能发生。

我们距离文革的浩劫，就只有一个小时。

谁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呢？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