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和尚之年岁

次论及虚云和尚的年龄，云门事变以前，无人确知。至事变后，他不隐讳自己说出十九岁出家于福建鼓山涌泉寺，常开老人为之披剃，二十岁依妙莲和尚受具；是时有地有人为证明的。后若干年，曾在槟榔屿极乐寺送妙莲回国。其后民十八年己巳，鼓山两序大众，及全省官绅，欢迎他回任鼓山住持；倘使其出家年月，及所拜之师不确实，鼓山大众，未必肯欢迎他的，故此我以为年岁无甚出入。

至于同戒录戒牒等事，还待调查。其实年岁多少，有什关系，一百二十岁都是要死的，即以释迦牟尼佛论，中国载籍，明明说他是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至今应为二千九百余年，后来经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尊者东来，又经玄奘三藏等回国，又经历代祖师以及近代学者如章太炎，都不敢擅自改变；而最近数年，偏偏有南方小乘学者，在锡兰开会，主张‘定而不考’，硬说佛历二千五百几年，把释迦老子减了四五百岁，那又有甚关系呢！何况虚老和尚之仅一百二十岁耶！（日本以佛教立国，至今仍用旧佛历。）

现在我再录一段星岛晚报‘浮生夜谈’作者吴怀珍先生一段文，来结束以上二段文；吴先生的题目是：

学者应有新风度

阅报知道上月二十九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所作学术讲演，因其中涉及最近去世的虚云和尚家世及年龄的可疑问题，曾一度引起台北佛教徒和胡博士在中央日报作过一次颇伤风雅的争辩。因而使我想起一个学者在这民主自由时代需要有一种新风度，——治学的重点要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可但求‘取信于己’而不惜‘伤害于人’。

胡博士为我国当代大学者，那是无疑的。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当然也值得学者钦佩的。不论古今中外，其学问越大，声誉越高，他也越‘固执’，甚至也越‘武断’——为的是他只知‘忠于学理’和‘取信于己’；因而他只看见‘书本’上学问的一面，而‘实用’上另一面也是学问，却时常看不见了。

举此次他们所争辩的例来说，胡博士从许多典籍上考据，证明‘虚云和尚年谱’原版和三版所记载关于虚云和尚家世之不确，那是极有价值的；但他据此从而怀疑虚云和尚是道光庚子年出生。那就未免‘固执’，也有些‘武断’之嫌了。因为家世不确是一件事，而出生年月又是一件事。家世不确无非因其家人告知虚云时有意或无意的传讹或听错了，而儿子出生的年月，为父母的绝无有意捏造之理，而一个出家人更无此必要。而且照胡博士说理的态度看；‘所以我不能不说，这唯一的证据‘初版以至修改的三版’是很可疑的，那位唯一的证人（作者按；乃指虚云和尚本人）也是可疑的。

他生在道光二十年，活了一百二十岁，是我不能相信的。’这似乎未免过于武断之嫌，也完全是‘取信于己’；而此种态度并不科学也不客观！因为如果照这样论断，那也可以根本否定有虚云和尚这个人了，岂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这难道也是科学的方法？关于虚云和尚的年龄，我也有一个佐证。当他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时，先君虽非佛教徒，因研究禅宗佛理，曾偕清末福建省连江县籍举人刘孝恭，都与虚云和尚有往还。刘是我的先师。少时屡听先父先师言及老和尚长他们二十几岁。先君系道光丙寅年生，至今当为九十四岁，而虚云年谱所谓道光庚子生，正长先父二十六岁，在我，并没有什么‘不能相信’之处。

在这里我更重要的是要奉告所有的学者，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风度，把治学的重点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要只管自己一时兴趣所至，尽管‘考据’，‘发明’，而不管所考据发明的‘伤害于人’。举例说，胡博士在答辩的文中也曾说过这话：‘老宗兄，这个问题关系一个人信仰的根据，我认为是人生最神圣的问题，我盼望你不要怪我写这两千多字的长信’。胡博士既然知道这是‘神圣问题’，又是‘个人信仰’，何必在公开讲演中有意论及，更何必因其家世不确而硬要不相信他的年龄，使许多佛教徒的信仰受了伤害呢？我虽非佛教徒，我却愿举胡博士之事，向今后的学者进此一言。

照文内所述，吴先生虽非佛教中人，但持论之公允，理路之清楚，足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