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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 (转)邓小南:历史学不能止步于鉴赏与弘扬

邓小南:历史学不能止步于鉴赏与弘扬

面对浩瀚的历史资料、无际的追索空间,体悟到自身的渺小,深怀敬畏之心。

曾经读到陆游的诗作《抄书》:

皇坟探八索,奇字穷三苍。
储积山崇崇,探求海茫茫。
一笑语儿子,此是却老方。

这种“山崇崇”“海茫茫”的崇峻苍茫,决定了“探求”的永无止境。古人探求圣贤本意,探求造化之机;今天的人文学者,亦希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断叩问着历史。

——摘自《宋代历史探求:邓小南自选集》序




邓小南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之女。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国家级教学名师。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85年留校任教,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

主要学术成果包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等。曾在哈佛大学等海外多所高校讲学。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其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下)”“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宋代政治制度史专题”等课程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2016年9月担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问:您研究历史、从事历史教学已经三十多年了,您觉得什么是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所最需重视的?

邓小南: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与它所面临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诱导我们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是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也正是历史学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者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必须从议题的厘清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

有不少学者指出,好的问题,是成功研究的开始。所谓“问题”,可能从个别疑惑、点滴体悟中产生,却不是零碎想法的堆积。真正有意义的议题,要经过沙汰梳理,在材料的基础上,体现出逻辑的指向。所有宋史学者,在研读过程中,大概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赵宋王朝所谓的“祖宗之法”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宋代史料中有“迸发”式的涌现,近千年来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与评说。1986年,先父《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文发表。其后,我在历史系开设《宋辽金史专题》课程,曾经准备讲授有关“祖宗家法”的内容。备课中我才发现,相关问题像纷繁叠套的纽结,牵涉广泛,凭自己的学力尚无法解开。从那时起,这一问题便总是盘桓在我的心头。直到2006年,《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才在三联书店出版。书中,我试图将学界讨论多年的“祖宗之法”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既观察当时的“说法”也观察其“做法”,进而从整体上观察宋代的政治生态环境。

学术前沿,一类是新的材料,还有一类就是新的学术研究,包括学界的论文和专著。这些内容其实都很多,如果让学生自己去看的话,不啻于“知识爆炸”,想把握住很难。我们要向学生介绍哪些是应该优先阅读的学术精华。我介绍的可能是数十年以前的经典,也可能是这些年的新成就。对于学界的新观点,我经常会提醒学生思考:新研究为什么会得出新的认识,是因为有新材料,还是因为有新的思考角度呢?

问:在处理材料和议题的锻炼中,学生的能力会得到哪些方面的提高?

邓小南: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会让学生对一些学术经典进行缩写,如果原著是三十万字,要用三千字把它写出来。这就要有一个把握的功夫,必须真正理解了那三十万字,才能写出这三千字来。专题课上,我可能会让学生写综述,若干著述都讲这个问题,他们分别是怎么研究的,各自的长短是什么,如果你研究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办?这样就又往前走了一步。到三年级的时候,学生就要写学年论文,用五千至八千字写一篇小论文,这就是综合能力训练了。四年级会有毕业论文,学术上的要求更高一些,也是对四年的知识与能力的一种总结。

历史系大概有一半学生继续读研究生,另一半就投入到各行各业之中了。历史学训练的处理材料的能力不光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工作能力的体现。你去当秘书,要找材料、处理材料;你当领导,也得大量审阅、处理材料。很多工作实质上都是处理材料,而且从历史中也能学到经验和思维方法,所以我觉得历史系的学生干实际工作还是很有优势的。我自己的学生,不仅有当教师的,也有搞新闻出版的、做公务员的、开公司的、办实业的,干什么的都有,各行各业都有非常出色的。



问:您作为一位历史教师,认为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最需要避开哪些误区?有什么教学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邓小南:首先不能把历史弄成死记硬背的东西,历史是一个需要感悟的学科。过去我曾经在一个中学代课,但教的是政治。我发现那里的历史老师竟然能教的学生不喜欢历史,觉得很奇怪,就有跟她换换,让她教政治我去教历史的冲动。我觉得历史天然就很能吸引人。小孩儿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不就是历史吗?没有不喜欢听故事的孩子。为什么当这些故事连到一起,就变成一个枯燥的学科呢?我特别不能理解。

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脉络,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脉络感。我们虽然是一段一段的讲历史,但最终目标却不是把历史切成一块一块的豆腐块,然后让学生抱着一堆“积木”回去。所以,讲完一章或者一个段落之后,我都会让大家回过头去想一想。历史上有很多重大的变革,从延续的角度,我们要知道哪些因素对历史的演进和变迁发生了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前期的制度调整或再创了,是来自于什么推动力,对后期有什么影响。

问:近些年“国学复兴”的口号非常响亮,越来越多人对历史学产生兴趣。您会鼓励那些学生从事一些大众史学方面的工作吗?

邓小南:我觉得受过历史学学术训练的人要积极介入大众历史、大众史学,而不能自以为是地清高、不掺和,不掺和就是把阵地让给别人了。以前可能会觉得做大众史学是在自贬身价,我觉得应该改变这样一种观念。在台湾有些人就专门做这种大众史学,做史学的普及教育,并且都是一流的学者。但是大陆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成型的圈子。

我觉得,教历史就是要发挥它本来就能吸引人的那一面,还有它厚重的一面。学生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有的人可能对生活感兴趣,从而很关心古人穿什么衣服,怎么走路;有的人对皇帝、对政治感兴趣,喜欢研究怎么治理天下国家。不管哪方面的兴趣,都可以从历史里面找到相应的材料,或者说,历史都会对你的兴趣有所回应。另外,不管你的兴趣点是什么,历史都是一个厚重的东西,因为丰富的积淀而无比厚重。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灵魂,有它自己的根。这种灵魂或根,就是从这些厚重的东西里面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本身浑然天成的特质。

问:怎么理解历史学研究与教学上的创新?

邓小南:历史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提法凸显出来的内容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到武则天,我们会说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现在的女性研究者也很为之自豪。但是,女皇帝是否就意味着女性政治?武则天有没有可能突破当时整体的秩序框架?我觉得,如果武则天当年有办法的话,她一定会把她的性别改掉。一个事实上并不愿意接受自己女性身份的女皇帝,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女性政治?我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些常见的历史问题。

历史学就是要用史料来说明问题,但光有史料也不行,要有逻辑的贯穿,要有问题意识的统领。这些年发现了很多新的史料,比如新出土的帛书或竹简,这些材料如何解读,进一步还原历史,都有内在的逻辑性。我们也应该把新的考古发现及时介绍给学生,让他们知道学术前沿的情况,也培养历史思维的能力。

对于同一个问题,这位先生这样认识,那位先生那样认识,在课上我会启发学生思考其中的异同。讨论课上,把学生按照他们不同的观点分成组,让他们充分准备之后,各抒己见。学生讨论往往是此起彼伏,非常踊跃。有一些东西也会阐发的很深,正常上课不可能讲到的细致内容都提出来了。可以看出,他们在课下看了很多东西,真正动了脑筋。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有一些比较简单,我就会提醒他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工具书、查资料,自己去寻找答案;有的问题我会肯定,说提得不错,但还要进一步让大家讨论应该如何解释。我想,所谓的创新能力首先是提问题的能力,通过不断的追问,就能把比较表层的问题通过逻辑的延伸进行深化,这其实就是创新的前提。

问:谈了这么多,您对历史学最根本的理解是什么?

邓小南:从根本上说,历史学是一门注重反思、注重辨析与评判的学问,其意义不能止步于鉴赏与弘扬。学人对于史实的不懈追索,对于既往的殷切关注,重心不仅仅在于纷纭斑驳的“说法”;其“核心关怀”凝聚在对于趋势、道路的探求,对于民族性格、文化底蕴的洞察。真理自实践而来,靠实践检验。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正是这实践的过程;世间的创新,也是在不断“试错”的实践中完成。学习历史,不是寻求回应现实的百宝箱,而是经过实践的萃取提炼、认知的累积升华,得以启人心智。
我们铭记历史,并不能只背诵历史发生的时间、内容,应该更深层次的去了解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含义及不同历史走向的后果,追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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