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xxs 于 2015-4-27 21:53 编辑
十、“红八月”大事记
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
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
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
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
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一问起文革中派别，有些人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疑问：他们当初真这么叫吗？要知道，自称“造反派”倒也罢了，因为毕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论支撑，可“保皇”一词明明是带有贬义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谁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已呢？
还有一些人一提起这两派就联想到红卫兵，联想到造反派的破四旧、毁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怎样保皇？
事实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绝不是红卫兵的专有名词，这两顶帽子自始至终出现在文革史上，开始是学生们戴，后来是普通干部群众戴。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一派自称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称革命促进派。保皇派在名称问题上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明教，一听有人管他们叫魔教就抄家伙动手，因为对当时争斗的双方来说，“保皇”是一个污辱性的称谓。
之所以会出现保皇派，是因为文革前的官员们大多贪欲还不太重，老百姓出于传统的惯性，还对他们保持着相当的尊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实际上当时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为中国人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即是残酷的现实，更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写照。这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歌中的这一句，其实写出了国民的阿Q精神，难道不应对其发出含泪的鞭笞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种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组织应运而生冲击各级党委，其实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青娃娃哪斗得过那些久经战阵的老油条。他们一方面丢下手头工作，指责红卫兵们破坏生产，即“用生产压革命、狂刮经济主义妖风”，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自已的红卫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立的双方都戴红兵标志，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的红卫兵，他们被老百姓戏称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时，一派表态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
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势力大些。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很多省份其实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夺取了政权，所以才受到毛主席的特别青睐。
十二、“红色恐怖万岁”
探照灯、岗楼、哨兵、了望孔、射击孔，尖锐的警铃，惨无人道的酷刑……，这阴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楼，也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集中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一所学校-----北京六中。
当时这是全北京红五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后来“联动”最重要的据点。借着文革初期的混乱，他们将日常学习读书的地方改造为关押“黑五类”的“劳改所”。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刻，如果这萌动一旦被名、利误导，立刻会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愿望促使着红五类们不断探讨先辈的战绩，在他们灵魂深处，或许真的有“沿着前辈的足迹走”的良好愿望，可一到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沿着敌人的足迹走起来。六中的大门早就被封死，要想进去只能从他们规定的窗口跳进。一进门，这几个血淋淋的大字就扑面而来----红色恐怖万岁！-----这真的是用人血写成的。
在这里，专政对象被无限扩大了，先是“黑五类”，后是“黑七类”，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
今天，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思索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目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他们会各自掉几滴鄂鱼的眼泪表示同情，然后兜售自已的私货。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我们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
“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就在共产党党内！”
---毛泽东
“孩子们未满十八岁，就是枪毙都不够格”，中国的走资派们就是看中了毛泽东这一软肋，所以毫无顾虑地推出了自已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无耻精神，让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骗钱者望尘莫及。
十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
话说到1966年9月，我们似乎忘记了几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就是后来被称做五大学生领袖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尽管他们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是研究文革史绕不过去的人物。
让我们回到1966年5月25日，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把北大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推上了历史舞台。大字报一贴出，立刻在北大师生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当天就有上万张大字报贴出，其中大部分表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围攻她。后来刘少奇派工作组来了，她一下子成了专政对象，被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做为主要斗争方式。可即便这样也轰隆不出太大动静来，素来温顺敦厚的中国人一向对犯上者的下场都有共识。可惜这次大多数人看走了眼，随着毛主席对大字报的支持，聂元梓一下子成了造反英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威名不径而走。消息传到广东，几个学生在辩论中达成共识，借着大串联的机会去趟北京会会这位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可到了北京却大跌眼镜：原来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小将竟然是位半老徐娘，时年45岁。
在聂元梓的事件的影响下，各高校都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引起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因为这个人当年会同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跟枪毙也差不多。现在蒯大富翻过身来了，会不会对他和他们一伙进行报复？自已“自来红”的高贵血统怎么能受蒯大富这种人的气！带着这种不良心态，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西纠和后来的“联动”组织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叫贺鹏飞，共和国开国元帅之子。
在整个红卫兵运动中，聂元梓和蒯大富不是最先起跑的，但毫无疑问是跑得最快的一批。在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他们受邀上天安门接受检阅，此举不但使他们在红卫兵中名声大振，也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央文革权力的逐渐扩大，他们也水涨船高，逐渐成为领军人物。此时血统论骁将谭力夫等领导的老红卫兵组织“红一司”“红二司”已日渐成为文革的阻力。为了“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于9月9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这些人被后来的“联动”称为“中央文革的宪兵队”，我猜想，“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一定是这些人喊得最起劲。
后浪推前浪，新人赶旧人，总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在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同时，“西纠”等组织也日渐将他们视为眼中钉。这一时期发生了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带头冲击地质部揪斗前工作组组长邹家尤事件，“西纠”前往干涉，弄了个灰头土脸，威信扫地。此外，北航的韩爱晶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国防科委并一举成名也使他们感到不安起来，他们觉得自已是红卫兵的老祖宗，应该采取措施压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于是，一个新的计划产生了。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据小说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有几个王室成员不服气，想把他搞下台或者架空，于是他们精心谋划了一场政变：先联络一些平日合得来的宗室子弟，凭着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领大内，继而控制京城九门，最后掌控全国……
每当我读到这里，总禁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只会提笼架鸟的公子哥搞这杀头的玩意也这么浪漫！不过话说回来了，在现实生活中，有面子确实很重要。比方说让我花钱联系个小剧场搞个演出什么的或许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简值是天方夜谭，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还真别说，几个毛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秘密学习》的文章，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敌人来了将课本埋起来，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当时叫“荣臻小学”，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60年代，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各级干部对自已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统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学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投入就是盖校舍，这路子好像有点熟）可教育方针却沿袭过去的老一套，孩子们好一点的学会了温文尔雅，追求名利。差一点的就不消说了，这里后来成为“联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请看看这里旧教育体制教出的高徒：
一个小学生在描述未来理想时写到：“职务：坦克兵元帅，工资：每月700（当时超高）”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冲向社会的，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父之过；徒不严，师之惰。”连私熟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十五、逮捕谭力夫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骁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诗有好坏之分，写诗人的境遇却各不相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让作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这首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却为作者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十六、“联动”郁闷极了
自从被中央文革盯上后，“联动”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郁闷。先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备工作的领导权被剥夺，继而平民红卫兵崛起，处处抢他们风头。1966年夏季，老对头北航红旗战斗队发出了制造“红海洋”号召，就是以美化市容为名，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大幅墙体涂成红色，以彰显“革命化”的环境赤风潮。这让“联动”成员们心里很失落：这本应该是他们提出来的才对！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没办法，只好跟在后面吃点浮食。除了到处泼油漆刷街道外，他们还将自已的红袖章进行了精心改良设计：双层绸面，外面红色，里面白色，寓意是：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可惜这个顺风屁还没接热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挞伐起“红海洋”来。原因是制造“红海洋”浪费了大量红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连喝口凉水都塞牙！
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爆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联动”正式成立后，他们组织了几次对“红三司”的冲击。可人家蒯大富一个电话就召来几千人，吓得哥几个面如土色。不过，此时“红三司”对“联动”还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毕竟人家头顶上戴着红帽子呢！
谭力夫被逮捕后，整个形势对“联动”越来越不利了，可个别脑子不大灵光的还不知死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已，比较典型的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一手拉住军车窗，另一手挥舞军刺招摇过市。行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警察可睁大眼看着呢，带着闹事的不容分说被关了进去。
这下“联动”没招了。讲理吧，理论权威正在监狱里待着呢；讲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红三司”可是以大学生为主，个个膀大腰圆，还真不是个。“反了，反了，这年头流行儿子打老子”，同阿Q一样，他们也急需一场“精神胜利法”。
十七、“十二月党人”
1825年12月，一群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军官悍然发动政变，目的是反对沙皇的农奴统治。可惜活没干利索，指挥官临阵脱逃，三千多人还在广场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轰来了。围观的百姓和士兵们顿时血流成河，政变就此破产。可贵族毕竟是贵族，碍着朝中老臣的面子，参加政变的军官们除首犯被杀外，大部分只是被罚去西伯利亚做苦力。沙皇本想借西伯利亚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敌，可万没想到这帮公子哥生命力还挺顽强，愣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了下来。他们美丽的妻子也拒绝了沙皇要她们改嫁的要求，宁可放弃贵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亚与丈夫厮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这个故事一向为“联动”的红色贵族成员们所熟悉，同样是贵族，同样是十二月，同样是挑战当局的危险活计，他们很自然地将二者联合起来，自称为“十二月党人”。
面对蒯大富、聂元梓代表的平民红卫兵的挑战，红色贵族们出奇地愤怒了。从1966年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正式出现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词。这篇宣言以诗歌般语调强烈指责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在保卫“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已干！”干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
仅仅贴标语、发传单当然满足不了“联动”的愿望，他们发动了对“红三司”一系列的攻势。12月6日，十几个“联动”成员在首领牛皖平的带领下，主动到蒯大富控制的“红三司”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结果还没进大门口就遭到围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等处调集大批红卫兵来到“红三司”所在地寻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秘书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的确，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体能上比，他们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更不用说蒯大富后面还有个中央文革呢。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这等于斩断了“联动”的各种触角，形势已经将红色贵族们逼到了墙角。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里，他们不但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刚喊出这句时，台下一片寂静，几千人同时愣住了，继而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此时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才是“红三司”的总后台。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会后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的联动趁着热血还没凉，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有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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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7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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