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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荤者梁实秋

有学者认为汪曾祺多谈下里巴人的食物,梁实秋(1903-1987)的《雅舍谈吃》则更“阳春白雪”。重读此书,我却发觉这位美食文大家的口味并不那么“雅”。

首先,这本集子里多荤菜,少素菜。五十七篇散文中,有关素菜的茄子、菠菜、笋、龙须菜和豆腐几篇都短小简略。作者描写羊肉、火腿、烧鸭、猪肉甚至鸡蛋时,却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其次,他对北平饭馆及街头小吃的油腻荤腥念念不忘,却很少提到清淡家常菜。再有,他的口味偏于北方、粗豪,对面食如烙饼、饺子、韭菜篓之类津津乐道,南方人爱喝的粥在他记忆中则和小时生病,被迫卧床联系在一起。他也承认“平素早点总是烧饼、油条、馒头、包子,非干物生噎不饱。”还有,他不但爱吃肉,且嗜甜食,对八宝饭、核桃酪、糖炒栗子来者不拒。

《雅舍谈吃》中记载的饮食是梁氏个人经历的折射。他出生于北京,1915实足12岁时就悲悲戚戚地辞别父母,“第二次断奶”,进清华学堂读书,全日寄宿,每周回家一天。那时清华实行西式教学,全用英文,重视体育、卫生,规定学生每周洗澡,统一在食堂用餐。他有时也从小卖部买花生、栗子、洋零食冰淇淋之类解馋,只是不能在寝室以外的地方吃,也不能边走边吃。

1923年从清华毕业后,他赴美留学,归国后在东南大学、青岛大学教书。梁氏年轻时食量甚豪。他在清华读书,有次一顿吃了十二个馒头、三大碗炸酱面。1926年留美回国,他一下火车先去饭店吃遍 “三爆” (油爆、盐爆、汤爆)羊肚,大快朵颐后才慢悠悠地回家,多年后还认为是 “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年犹不能忘”。

抗战爆发,他只身前往大后方,和妻儿分离六年。雅舍是梁氏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的寓所名。在流离失所、入不敷出的抗战时期惦念荤腥、甜食,而不是清粥小菜,可以理解。但《雅舍谈吃》于八十年代出版于台湾,梁氏重温青壮年口味,不惟是“心之所好,九死未悔”,对故园、家人的怀旧眷恋也是原因。

少年离家,出外求学、工作,他在父母身边的日子不过十来年。他对家常饮食的兴趣是退休后和老妻同做家务时才培养的。两人在台湾每日提篮逛街。买菜归来,“对面而坐,剥豌豆,掐豆芽,劈菜心”,边做边聊。然后,他进书房,妻子进厨房,中午十二点准时吃中饭,晚上六点准时吃晚饭。在他心目中,妻子和母亲一样,都是通过中馈之道表达爱意,将亲朋连结在一处的家庭“总管”。妻子自奉简薄,但待客殷勤,有朋友来,她常以馅饼、葱油饼、大包飨客,据说得自其母真传,被客人誉为“江南第一!”他的生日在腊八,天寒地冻之时,妻子先起床,精心料理食材,给他煮好腊八粥,才唤他起身享用。

梁实秋早年对饮食之道采取名士态度:“人生贵适意,在环境许可的时候是不妨稍为放肆一点。吃饭而能充分享受,没有什么太多礼法的约束,细嚼烂咽或风卷残云,均无不可,吃的时候怡然自得,吃完之后抹抹嘴鼓腹而游,像这样的乐事并不常见。”他甚至为“馋”辩护,说“馋,基于生理的需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馋非罪,反而是胃口好、健康的现象,比食而不知其味要好得多。” 他晚年患了糖尿病、胆结石,血脂、血糖偏高。妻子严格限制他的碳水化合物摄取量,糖不能吃,炸酱面从两大碗改为一碗,“其中三分之二是黄瓜丝、绿豆芽,面条只有十根八根埋在里面。”他出外应酬,自带三明治,不吃酒席。

从幼至老,他从饕餮爱吃到被迫为健康而忌口。雅俗不论,食物给他带来的,不光是生理、心理上的愉悦,更是关于亲情的温暖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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