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 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周作人的散文《故乡的野菜》 却以对“故乡”的否定作为开场白，出人意外。

周作人在绍兴出生，十几岁时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然后去日本东京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离开故乡的时间远超“钓于斯游于斯”的岁月。但他偏又对故乡的风物“喋喋不休”，多次提到绍兴的野菜、水果、水产、糕点，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写到六十年代生命最后的时光。据他说，这是因为绍兴实在没有别的佳处值得一提：气候不好，夏天热煞，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又冻煞；风景虽美，但和江南其他地方比也寻常。所以，他只好着重谈谈故乡的农产品和吃食了。

其实，周作人多写故乡的食物，出于文化、政治和个人方面的多种考虑。作为出狱的“文化汉奸”，他晚年写点无关痛痒的饮食文字发表部分是出于无奈。但黄子平说，现代文人笔下的故乡食物总和他们的童年生活密不可分。叶圣陶、梁实秋、汪曾祺等以味觉记忆寄托乡土之思，实际也是用独特的感知经验建构自己的独特个体。对周作人来说，故乡的食物更是传播独特文化精神的工具。

周氏对吃食津津乐道，首先是因为普通人的生活都是由柴米油盐的琐碎细节组成，“看一地方的生活特色，食品很是重要，不但是日常饭粥，即点心以至闲食，亦均有意义” 。他自认做的是记录民间历史，保留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大任务。而且，周作人又特别重视生活的艺术，或者说，文化“趣味”：“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最反对“大俗若雅”，“似是而非的没趣味，或曰假趣味，恶趣味，低级趣味”。

他向往“安闲而丰腴”的古典文化，批评现代中国的“干燥粗鄙”。他在北京居住多年，依旧抱怨当地缺乏江南的精致茶食，并且辩解说，这不是因为馋痨发作，而是“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但他的“趣味”，也要求人各异面，保持自己的真率、生气，所以他对带“野气”的食物大为青睐。他推崇绍兴乡间的烧鹅、冷饭、腌菜，说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是因为：“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清淡的滋味”代表了他的美学理想：优雅、朴素，正如他沉溺期间的苦茶和日本茶食。

周作人留日的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从他个人的婚姻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桩幸事，因为他娶了一位日本太太，两人生儿育女，白头到老，周作人老来最念念不忘的是太太临死说的是“绍兴话”而非日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如何用文字处理他的故乡、故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周作人对日本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他青年时代留日的最初印象便是日本民族在生活上“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而且自称这个印象以后五十年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寄宿地方的“下女”赤着一双天足，在屋里走来走去。据他本人说，当时的留日学生因为反清，大半喜欢在日本寻找清朝以前、特别是宋元之前的汉文化遗韵。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提到明代移民朱舜水在日本的故居，似乎就有这么点意思。周作人更进一步，虽然他在具体生活习惯上对和风称赏备至, 却还时时不忘在汉文化传统中寻找对应的线索。他赞美日本女人的赤足，不但引用“可人”李白的“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还引用清同治年间张汝南的《江南好词》中描绘的“大脚仙”，即不缠足、在街上赤足健步的江南劳动妇女，来说明中国有过这种“很健全很美”的事，只是现在已难以见到了。

看到他同时代的留日中国学生对日本饮食“大惊小怪”，惊恨它的“清淡，枯槁，没有油水”，周作人又要说起故乡绍兴民生艰苦，多吃腌菜咸鱼，所以和日式饭食倒是不谋而合。总之，周作人好像是要辩解自己对日本文化的赞美是因为这些隐合中国古代和乡土文化中的正面因素，现在是被满洲人或者是现代文明压抑和污染了，因此他才“礼失而求诸野”。 这有类于西方后殖民主义研究中说过的、欧洲殖民者称亚非拉民族为“高贵的野蛮人”的说法。因为周作人其实也是用类似的角度和目光，把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理想投射到异族身上，希望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失望能在异国传统中能得到补偿。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能有这样的幻想，也起源一种文化“精粹主义”的倾向，即他认为东西文化、古代和现代文化从根本上截然不同，不可调和，而且对西方现代文明对东亚的影响深为担忧。他本人说到他对于日本文化有某种“宿命观”：“我相信日本到底是东亚或是亚细亚的，他不肯安心做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明治维新，竭力挣扎学德国，第二次昭和战败，又学美国，这都于他自己没有好处，反给亚细亚带来了许多灾难”。他十分赞同永井荷风所著的《江户艺术论》中对日本西化的看法，认为日本都市化的步伐打破了“东洋”的梦幻美。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反对儒家思想，提倡人文主义，致力于介绍西方现代思潮的知识分子，他对保持日本传统文化的渴望似乎与此矛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两者名异实同。周作人自称自己的性格有“绅士鬼”和“流氓鬼”的两面性，即，既有维护现有制度和“体面”的习惯又有“捣乱”和革命的冲动，然而他“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提倡“人情物理”的自然化却是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思想。而日本未受西化“污染”以前的“清洁，洒脱，有礼”的文化习俗， 在周作人眼里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健康自然的范本。周作人甚至声明，只要自然，哪怕是动物性的习俗也是值得赞美的，因为他同意尼采的说法：要做健全的人，先要做健全的动物。

从这里我们不光可以看出周作人的“革命性”并不彻底，也可以察觉他对日本文化的幻想，特别是对于中日文化“同根同源”以及日本文化凸现他对中国文化理想的坚信，其实酿成了日后的祸端。周作人当然愤慨日本政府操纵的《顺天时报》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的报道“岂有此理”，颠倒黑白。对于日本军国化的种种现象，他也无法从赞美礼拜的日本文化传统中找到解释，只能模模糊糊地说是日本人的“宗教性”造成他们缺乏中国人对宗教的功利而又理性的态度，以至于狂热崇拜武力、破坏和平。日本是和周作人对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又是他的妻族所自，别有情分。然而这他对于日本文化的美梦，最终不免被严酷的政治毁坏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在以后最需要政治眼光的时候，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美丽幻想终于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读到当年围绕周作人去不去大后方、任不任伪职的种种曲折经过，我总不免为之扼腕。这倒不是因为牵记周作人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因为如此一来，他的文字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禁区，他的收藏以及和故交的通信在文革中多数付之一炬或不知所踪，让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失掉了多少宝贵资料。真的是“自古艰难唯一死”吗？不在周作人的处境中，我不愿意轻易下道德判断。然而我又常想，鲁迅必不会如此。看看杨杏佛遇刺后鲁迅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始终是“宁折不弯”的硬脾气。也无怪乎周建人要说这位二哥的性格是“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一句话，软弱而有时近于“昏聩”（鲁迅的评价）。

回顾往事，周氏昆仲的经历似乎暗合了“刚不可久 ，柔不可守”的八字真言。哥哥爱甜食，“重口味”，弟弟推崇“清淡自然”，以“食苦”自诩。两人的为人处事一个浓烈，一个平淡，可见从饮食偏好上见微知著，也能照见个性差异。至于个人结局如何，身处历史剧烈变动的大时代，至少有一半取决于不可知、不可控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