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的另一大看点，当然就是周作人记忆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了。虽说是“寿多则辱”，周作人活了八十几岁，总还能够为那些早归道山的朋侪辈留下一些文字的纪念。因为周氏的独特视角和个性阅历，他笔下的现代文人并不是我们在文学史或者现代史上读到的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面目，反都是富于“人间烟火气”的平易可亲。

比如周作人写到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人物如徐锡麟。我小时候只知道这位是行刺清朝安徽巡抚恩铭的“革命志士”，后来被恩铭的手下处死，甚至炒食他的心肝以复仇。在周作人的筆下，徐氏的形象一下子生動起來。辛亥革命以前，周作人在紹興城东十里的東湖学堂教过一段时间的英文。徐锡麟是那里的体操教员，是个“苍老精悍的小伙子，顶上留着一个小顶搭和一条细辫子［按：当时的反清排满志士多做此等打扮，因为痛恨留辫却不得不留辫，所以把头发大半剃光］，夏天穿着一件竹布长衫”，而且训练时有时让学生在树荫下稍息，自己却在烈日下晒着（129）。那时徐氏和朋友共谋的革命大计，起初其实更象是“造反”、“作乱”，因为他们觉得能将绍兴“占据一天也好”。为了筹措经费，徐锡麟异想天开，认为可以在东湖伏击当时绍兴钱店到宁波的船只，于“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请划船运钱的伙计吃“板刀面”，把洋钱抢来做革命的资本。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个“迂缓”的计划当然没有实行。另一位革命英雄秋瑾，据说在东京留学时，因为与鲁迅等意见不合，曾掷刀于几，仿佛是威胁的样子。而鲁迅的好友范爱农，以后鲁迅曾在《范爱农》一文中专门写到的，周作人说他当年常常在鲁迅家喝酒聊天，客至如归，其乐融融。鲁老太太给他们做了几个家常菜、奉上老酒之后，在房中一面听他们高谈阔论，一面“匿笑”的情境（258），也传神之至。

又比方说周作人写到辛亥革命后，他在北大教书时的同僚刘半农，周作人虽然批评他起初有“红袖添香”的才子思想，写鸳鸯蝴蝶派小说，可是也表扬刘君与糟糠之妻恩爱情笃。当年两人因为李大钊被捕在外合住一套房避难时，刘妻来访，两人在门后吻别，让周氏感叹他们是接受了“法兰西”传统（刘曾留法），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用大胆的举止表现出夫妻情深了。至于沈尹默，当初我只是在大学的文学作品选读一类书中读到过他的一两篇短文，看了《知堂回想录》才知道他本名“君默”，因为当时另有一人名“沈默君”，遂去掉“口”，改名尹默。据说沈君颇多智计，临危不乱（如李大钊被捕以后，他出面帮助李大钊的儿子逃避追捕），有“鬼谷子”之号，和他的兄弟并称北大当年的“三沈”。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风云变幻，现代史上的大事接连不断。周作人适逢其会，目睹亲历了那个时代的种种变故。今天回头看，我在感叹当年的知识分子风云际会、作了一番大事业的同时，也感激周氏记下他们的音容笑貌。读了《知堂回想录》，这些历史人物不再高高在上、陌生疏远。他们的言行举止让我常常想起我的同学、朋友和其他故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情痴恩怨也不外于我辈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时常经历的那些。英雄和大师也都是常人，也许难能可贵的只是他们在人生的关键处作出了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