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汪曾祺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曾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抗战烽火之中，民族危亡之际，有这么一所流亡大学，会聚当年各学科鼎鼎大名的精英教授和莘莘学子，留一点读书的种子，存中华文化之一脉，也是我们后人的福气。汪曾祺并不是个太用功的学生，朱自清的“现代文学”他常常缺席，惹得老先生大为光火。不过沈从文非常赏识他，曾说他教的“写作”汪曾祺可以直接免修拿优。而汪曾祺，也对沈氏提出的对生活要“温爱”，而不是“热爱”的說法大为赞同。这样一种对平淡人生的细致品味，对人情百态的悲愍与享受，正是汪曾祺文字的独特魅力所在。

汪曾祺的文鲜有从头至尾完全不涉及食物的。但他的美食文中，最动人的是有关他故乡的回忆。比如他的成名作《受戒》，描写了一个叫明子的小和尚与一个叫小英子的小姑娘的青梅竹马的情意。文中有这樣一段：

“秋天过去了，地净场光，荸荠的叶子枯了，－－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哗哗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她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起去。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

文中写的是平凡琐碎的细节，谈到的食物也没什么出奇，可是衬着朴素的民俗风情，真切的人物素描，一股轻灵流动的文气扑面而来。其中叠音字和象声词的运用，长句短句的交叉，以及对方言词和文言结构的灵活调度，更是让人如闻天籁之音。

又比如，汪曾祺在《三姊妹出嫁》中写了靠一副“馄饨担子”养大了三个女儿的秦老吉。作者筆下生花，寫出來真是美食美器。

“这副担子非常特别。一头是一个木柜，上面有七八个扁扁的抽屉；一头是安放在柜里的烧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铜浅锅。铜锅分两格，一格是骨头汤，一格是下馄饨的清水。扁担不是套在两头的柜子上，而是打的时候就安在柜子上，和两个柜子成一体。扁担不是直的，是弯的，象一个罗锅桥。这副担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很好看。这好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蒿笔下画出的玩意儿。秦老吉老远地来了。他挑的不象是馄饨担子，倒好象挑着一件什么文物。

別人賣的餛飩只有一種，蔥花水打豬肉餡。他的餛飩除了豬肉餡的，還有雞肉餡的，螃蟹餡的，最講究的是薺菜冬筍肉末餡的，－－這種肉餡不是用刀刃而是用刀背剁的！作料也特別齊全，除了醬油，醋，還有花椒油，辣椒油，蝦皮，紫菜，蔥末，蒜泥，韭花，芹菜和本地人一般不吃的芫荽。餛飩分別放在幾個抽屜裡。作料敞放在外面，任憑顧客各按口味調配。

他的器皿用具也特別清潔－－他有一個拌餡用的深口大盆，是雍正青花！”

在這樣的擔子上吃餛飩，我們品味的不光是美食，更是文化，歷史，和細微卻真實，於我們息息相通，血肉相連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