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禅风的演变

（一）中华禅的由来及影响

中华禅的发展，须从达摩说起。达摩祖师于梁武帝时来到中国，当时交通极不方便，他在印度身为王子（南印度香至王第三子），很受尊敬，他并非是为了生活而来化缘，相反的他面壁九年只为了要等一个人，一个真正能够续佛慧命、承担大法的人。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等到了二祖慧可。

初祖何以不辞跋涉艰辛，到中国来寻觅大乘根器？因为那时印度盛行拜物教、拜火教、多神教，否定自我，追求功利，舍弃自尊，自甘堕落，依靠神祇，自己不肯努力，那是精神沦丧，正法灭绝的征兆。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超人的智慧，知道中国有大乘根器，所以不辞关山险阻，前来中国传法，传法完毕，又回南天竺去了。

达摩未来之前，中国已有形而上学；老子说‘谷神不死，是为玄牝。’谷者空，神者灵，玄者久远以前，牝是母性；意思是说：一种空而灵，没有形象的存在，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为天地之根本（一切存在的本源）。

孔子为易经作系辞说‘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描述的，即是心的原态和作用。易经乾卦上所说的‘群龙无首’，不是说天下大乱，而是说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是至真、至善、至美，没有谁比谁高，谁比谁差，那是象征阳刚，没有罪恶，没有丝毫阴暗面，所以易经乾卦的最终理想就是礼运大同篇。而中庸‘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又说‘至矣！’到了‘无声无嗅’，没有相对，独一无二的存在，儒家的思想，极高明而道中庸，是有一套人生共同的生活向往和归宿的。此外，尚有庄子的孔、颜坐忘心斋。

以上所说，中华文化的主流，可说都是佛祖心髓的具体呈现，以此之故，达摩自西而来是有其原因的。

从达摩到五祖，虽是单传，而禅风渐被寰宇。五祖弘忍大师有弟子五百余人，第一大弟子神秀，是两榜进士出身，相当于现今的高考及格。第二大弟子惠明，将军出身，地位很高，都跟随祖师多年，未获心印。等到广东来了一个‘獦獠’，既没读过书，又没出家的俗汉，和祖师只见了三次面，就把法传给他了。这个老广，土话很重，出语别说本省人听不懂，即使外省人也听不懂，如果不是五祖忍大师别具慧眼，实不可能得法。

由此可知，佛法的真传，佛法的血脉，佛法的使命，古德先贤之所以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就是要把捉到生命的真实，证得生命的永恒；如若不然，不可能完成法的人格化。

一般人都是真理知识化，喜求知解，停留在概念里。所以达摩祖师西来，传法的模式，就是法（真理）的人格化，除了法，没有我，而法也是本无之法。当时，五祖如果传法给神秀，佛法就会变成知识，成为机械化的打坐、说法、讲道理；如果传法给惠明，他就会摆场面，讲架式。

惠能得法后，隐身猎人队中十五年，然后出来一鸣惊人，他不仅把佛法革新了，且以崭新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在大唐国里。他不仅把佛祖的真血脉──菩提种子，在肥沃的中华文化土壤里落实生根，并且开出一华五叶的奇葩，繁茂滋长成为今天欣欣向荣的中华禅。

中华禅风所及，历经唐宋元明清至于今日，注入文学上的有禅诗，注入艺术上，便有了禅的艺术。儒家的思想和禅思想一拍即合，硕学大儒程、朱、陆、王多少都有些禅风采，历代参禅澈悟的儒宗学士，颇不乏人；相反的，儒家的真传到了宋、明开始变质，原本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孔子思想，一变而成了吃人的礼教。谁都知道，孔子的儿子孔鲤死了，孔子自己照顾小孙子，把年轻的儿媳妇嫁出去了，孔子没有叫人守寡，而是叫人活得更好。

明朝时的王阳明，用儒家的辞汇阐扬禅，主张致良知；良知，不学而知，是心的原态、原貌，是原本的，不是学来的。致良知、存天理、去人欲（私心），就是要追求原本的自我而肯定它。

王阳明的四料简，又叫四句究竟话头，他毕生讲学，皆以此为指针。四料简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跟主性善的孟子，主性恶的荀子并不吻合。心的原态、本体无所谓善恶，善恶是价值标准。原本没有地球、人类，哪来的善恶？‘有善有恶意之动’，有了分别心时才有相对观念的产生。因此，王阳明的究竟话头，是典型的禅，但恐别人误会，所以才言必尧舜，学宗孔孟，那是护身符、挡箭牌，其实，他所说的是佛法。

以上所言，说明了达摩祖师这一趟中国之行，没有走冤枉路，没有白来，中华文化的土壤上，的确适合菩提种子的生长和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