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的“门阀制度与科举制”算是概论。详细研究一下各种选士制度的优劣，看看诸朝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才。

察举制由汉武帝于公元前134年确立。察举制不同于先秦的世袭和后来隋唐的科举制，主要特征为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或者中央，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

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制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孝廉科是汉代最主要官员来源之一。孝廉是董仲舒的建议，各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孝廉举人至京师后，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观察一下大臣们如何做官，以后升迁。察举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推荐过后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

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多年战乱，估计地方长官的文化水平也很低。谁知道西汉自汉武帝起有什么才德兼备的地方长官？

选人最多的举科是“孝廉”，孝廉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这是典型的儒家道德基础，原型应该是舜帝，传说他如何如何孝顺。既然是地方官举荐的，所以，这不算什么客观标准。比如说甲乙两个青年才学水平差不多，怎么判断甲比乙更孝廉？难道像舜帝年轻时那样，后妈要害死他他还把后妈当做亲妈一样孝敬？

大约为了防止乱举荐，所以，汉代规定举荐得当与否，举荐者和被举荐者都要负连带责任。

汉武帝同董仲舒讨论举“贤良文学”之士，董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更化善治，“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西汉就没法再出现贾谊司马迁这样的人才。

董仲舒本人的学术水平很平庸。文字水平远不及司马迁，虽然传说司马迁也师从董仲舒，但是，司马迁是要写历史的，自然把能读到的文献全读了，其文字水平，并非是哪个老师的功劳。反过来说，司马迁史记中所描述的三皇五帝儒家道德典范的传说，应该受到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影响。

汉武帝很重视贤良文学(贤良-德，文学-才)，可惜，总体来说，那时文学之士稀缺，就碰上了董仲舒这样一个迷信鬼大骗子。

董仲舒居家写《灾异之记》，当时辽东高庙发生了火灾，主父偃把书上奏给了汉武帝。汉武帝让学者讨论，以为该书讥讽朝政。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当时也在场，他不知这是老师的作品，批评此书是“大愚！”结果，董仲舒被判死罪。后来被汉武帝赦免。被废为中大夫。以后董仲舒再也不敢宣传“阴阳灾异”了，晚年“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

试想，汉武帝为什么这么生气? 我推测，无非根据《灾异之记》，高庙起火是上天降罚，要改朝换代吧。董自立异端邪说。汉武帝又迷信。

董仲舒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建议以“弱枝”或“小末”的方式严禁王侯大臣擅权，并杂以阴阳五行说，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流行于汉代的谶纬都是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董仲舒还把《公羊春秋》用于司法上，提出“《公羊》治狱”，即《公羊董仲舒治狱》，是汉代酷吏产生的基础。

天人感应，谶纬，都是迷信。汉武帝的迷信跟董仲舒的迷信学说没有关系吗？因为汉武帝的迷信，才会有巫蛊之祸，连累皇亲国戚(包括卫子夫和皇太子)，死了几万人吧。

汉人如此迷信，以至于察举中有一科叫做“阴阳灾异”：受董仲舒等“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汉皇帝深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治乱安危有密切联系，每当阴阳错谬、风雨不调、社会动乱之际，皇帝就下诏举荐通晓阴阳灾异之士，以便调和阴阳、安顿民心。阴阳灾异，真是误人子弟，误国殃民的学说。

神权、君权、父权、夫权，更是遗害中国到现在的大毒草。

总的来看，西汉毕竟是草莽刘邦打下天下未久，没有底蕴，汉武帝开拓新的选才文化又碰巧问道于盲，结果人才更加凋零。

3/2/2023